读书笔记: 林育德《记忆版图》



岳麓书社的这本书好看,但有点奇怪,林育德,从文中的自述得知是台湾人,除此之外书中没有作者的其他简介。他的文字很好,每幅画的小标题都美。那种消化过后的从容平坦,以及透出来的情感,好几次都让我想起赵广超兄的文字。
1,    书的叙述,是根据在欧洲流行的一套关于清代中国的铜版画,结合马噶尔尼等人的日记,一幅幅画面进行评说。算是一种历史散文。一开始,先谈到了欧州的中国热的兴起\变化和衰弱,种种心态的变化。从《世界公民》、“王玉通”到“John Chinaman天生是流氓……”,今天读来,竟然也想再谈今天的事情。只是今天欧美的中国观地转化实在迅疾。往往能够今年还在破口大骂,明天开春就好话连篇。不管说好说坏,都只是出于利益。我们的时代更不天真了。


2,    如果参照马噶尔尼日记原本,他面见乾隆皇帝时下跪礼仪之争,实在是无关紧要的。后来的历史叙述者把这个瞬间传奇化了,象征化了。似乎是这一跪与否,是中外关系走向的一个分叉点。
马噶尔尼等人本来就来者不善。他们游览长城做的测量数据,工作之精密,简直就是军事间谍。面见皇帝后,沿途在中国沿运河南下旅行,出了难免的异国情调的观察,这些观看者时不时地在心中暗暗评估着,英军如果来攻打这个国家,该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们始终留心掌握数据。
这种心态才是正常的,绝非是一腔情愿地来友好通商,跪了皇帝之后被得罪了,才发生了什么巨大的转折。我们不能忘记,当时广州十三行和西洋诸国通商已久。而澳门给葡萄牙人当基地也已经一百多年。同时,英国人在印度的经验,必定严重地成为中国事态的参照对象。



3,《文明使野蛮充满创意》一文,比较中西方的酷刑。说:中国的酷刑强调手工性,刽子手的好手艺要长时间才能练成。同一种刑罚,他的动机对受刑者的痛苦程度会有极大的影响。他的即兴发挥出色与否,决定着行刑现场到底是高潮迭起还是平淡无奇。反之,在欧洲,酷刑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尝试对痛苦进行分类和量化,用器械代替手工。这样一来,谁来操作都会有同等的效应。
这番比较,实在很像是比较水墨画和版画。
“一名刀法精湛的刽子手和一座设计精巧的断头台,各自呈现着东方河西方怯然不同的文化底蕴和文明成就”……

4,下一篇,《上有旨,令尔多受些罪》,还是讲酷刑,以成得刺杀嘉庆帝为个案展开。这里涉及到中国人的历史常识中的公式化和面谱化问题。普通百姓,通过戏曲故事、说书或得历史知识,历史从来都存在着演义的成分,这种演义也就是话语化,影响到真实的实践进程。历史上的忠奸模式,影响到官员的自我评估,也影响到帝王对官员的评估。
这种面谱化一定程度上是要靠重复次数来积淀。历史要够长,叙述却又够简略的话,发生在不同时代的相近似的历史事件,就很容易让人们忽略细节的差别,产生循环论。觉得历史事件的发生模式是有限的数种,产生出“历史基因”的感觉。
这种循环论在历法里面就有其根源。欧洲用耶稣纪年,数字不断叠加变化,容易产生进化论叙事。中国六十甲子一轮回,换个皇帝换个年号,万象更新。从头再来。前些天,老友牟森对我说起阅读中国历史的体会就是两个字:再来。again.
关键在于,这是一种演义之后的感觉,还是经济、政治制度的设计所埋下的。



5,马噶尔尼使团的使命之一,是偷窃桑蚕的秘密。他们认为:“中国人把丝绸视为国家秘密,也是整个民族的秘密,谁出卖了这个秘密会被处死”。而他们四处打听,为的是把桑树引种到印度殖民地区种植。这肯定是小人之心了。中国人如果不愿意对外国人谈起种桑养蚕的事物,绝非是为了保守国家机密。而只是觉得这是如此平常,以至于不值得向远道而来的人提起。英国人的好奇心不会引起他们的戒备,只是让他们觉得无知和荒谬。如果中国的蚕农和织妇们知道这日复一日的劳作被英国人视为天机,他们会好好要个自以为是的天价的。这个民族从来就不缺乏汉奸。



6,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英军攻占我的故乡厦门。英军国内纪录吹嘘说,他们只死了两名士兵,伤十五人。本书作者说事实不是这样。在金门镇总兵、副将、水师把总都在各炮台力战殉国之后,闽浙总督颜伯焘退守同安县之后,英军少将郭富准备一如既往地进城洗劫。厦门陈姓望族,集结五百乡勇展开巷战。英军死者百,伤者千。英军无奈,小部队退守鼓浪屿,大船队北上攻舟山。
厦门人的这一成绩,超过广州三元里。为什么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中不提? 
厦门老百姓抗英之说,有人怀疑是地方官员虚报战功编造的。近年来的地方档案,则有自我吹嘘美化历史的嫌疑。
清光绪年间根据官员奏折和札记编写的《清朝柔远记》中,对厦门战役做了如此记载:“秋七月初九日,英船泊鼓浪屿,我兵御于屿口,炮沉其火轮兵船五。我守青屿、仔尾屿、鼓浪屿之兵三面环击,而炮台皆砖石,未垒沙垣,自辰至酉,大半被毁。英人反旋我大炮轰官署,皆毁。乡民陈姓以五百人抗英五千众,英用车炮,民用抬枪,英兵死者百、伤者千,陈姓死者三人、伤者十三人耳。八月,英人复以大船五、小船三十余入厦门木椿港,提督普陀保、总兵那丹珠督兵御之,炮沉其大船一,始退出。”

7,厦门抗英成绩可疑,但台湾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痛击英军史实昭然。情理上,从英国人不依不饶地给清政府压力要干掉这两人,可以反证。道光帝说:“加恩免其治罪”。好像全国上下都知道他们冤枉。包括未来的咸丰帝。



8,《富贵如花》十三行的总商伍浩官是晋江人,超级大富豪。他的前辈,潘振成,漳州人。1860年的《法兰西公报》说,他家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大,有50个妻妾和80个童仆,这还不算30个花匠和其他杂役……
十三行的行商十之八九来自漳州、泉州,这些人是官方指定的外贸垄断者,皇帝喜欢西洋钟表都要他们来办。其巨大财富连洋商都望尘莫及。但是和徽商、晋商不同,这些闽南人在黄埔盖起中西合璧疯狂华丽的豪宅,却不会把钱寄回老家盖高墙乔家大院。他们在原籍从来是低调的古老祖厝。这是海洋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区别吧。
他们在广州的豪宅是做生意的工具,用来接待洋商用的,这促成了中西合璧的风格的形成。这些人在国内远没有徽商、晋商有名,而在近代史料中,往往被翻译成奇怪的拼音,反复出现在各种西文史料中。
乔家大院和胡雪岩都是热播电视剧,十三行商人似乎还没有被涉及,那可是好题材,还可以掺入一点黄飞鸿时代的动作片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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