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qiuzhijie.com/blog/ PJBlog2 2010-03-09T00:34:30+08:00 admin http://www.qiuzhijie.com/blog/ q666@263.net 2010-03-09T00:34:30+08:00 2010-03-09T00:34:30+08:00

邱：你对到目前为止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典型话题，例如政治波普、泼皮、新媒体等，或者中国艺术在国际上所制造成的典型形象，比如毛泽东像、天安门、民工形象的泛滥……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你是怎么理解的？

叶：这些做法属于过去和当下，我们必然要经历这个阶段，并且这个阶段还没有完全过去，他们在过去是合理而且有效的策略，但并未解决这些遗产和这些现象。问题依然存在，其实这些问题都回到人性的问题，其实应该清理问题本身。


邱：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将要展开的工作并不是全新的问题，而是已经存在的问题的扩展，他们是相互涵盖、相互重叠，你的问题包涵旧有的问题。

叶：机器人心灵问题就是未来的农民工问题。

邱：这样看来，此前三十年的当代中国艺术对你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你觉得这些影响源主要有哪些？

叶：大概是三个方面：一，他们已经做过了，做过的东西不能再做了；二，好的艺术家对我的影响，例如你，黄永砯，蔡国强等顶级艺术家对我的影响。三，他们不做的事情，比如中国艺术跟设计缺乏结合，缺乏对日常物品改造的设想，以及全面设计生活的系统的设想（像现代主义运动和电讯派）这是他们不做的事情对我的影响。

邱：你现在的状态是装置、录像、照片、戏剧全部涉及，近些年又开始绘画，虽然你在中国美院读书的时候画的很少。目前这种多重媒介并存的状态是从哪里来的？

叶：我觉得从一种需要来吧，例如这段时间关注了摄影，发现摄影内部存在着很多问题，就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展开，之后发现做不出什么新东西来，这个时候你不能由于作品延续性的表面理由去继续既有的做法。另一方面说：我关心的问题不是摄影和装置本身，是话题带着我走向多元和混合，我的材料是政治背景、是人性，而不是镜头和不锈钢。

邱：但人们经常会对这样多面手的艺术家进行指责，认为他们不可能在某一点上做得很深入。你对这种评价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叶：我觉得这种评价首先就带有一种暴力的偏见，谁说好的艺术家不可以这样，很多好的艺术家都是这样的，像达芬奇。所以我就不用去理会这些。

邱：你认为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可是事实上例如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只做录像，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只做照片，他们可以做到非常精深。像这样的艺术家的存在会不会对你的内心的某一面造成某些恐慌。

叶：不会，天性使然，我就爱这样做也没有办法。一个好奇的人看到有意思的东西就不得不去做，这不光是事业的问题，对于我们这种人肯定是事业来辅佐爱好。先爱好才能用它来成就一些事业。


邱：你的意思是即使那样会导致世俗的成功，但是可能会导致自己不爽。可是那样做会导致一个优点，就是商业上容易识别。多面手艺术家的作品导致一个缺点，就是在功利角度讲，不容易被商业所识别。你做一个大型的个展的话，会显得像好几个艺术家的展览，你会有这种理解吗？

叶：事实上我就是好几个艺术家，我的影响来自很多地方，来自于古典的艺术家，来自于我的老师，来自于我的同学，也来自于其他领域的东西，他们对我都产生了影响，我欣然接受。因为世界本身是联系在一起的，深入其实找到了他与其他事物的联系，
其实这是关于选择一种可能性中的无限和 选择多种可能性中的无限，而这两个其实是一件事情。

邱：而当代中国艺术市场中，最成功的恰恰是只做一件事情，只做一种符号，只画一个图像，即使他们在媒介上进行一些变化的话，例如一些成功的画家将他们绘画的经典符号放在雕塑或装置里面，他直接导致的是商业上更可识别，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方式在市场中更容易成功？

叶：肯定是市场的影响，画廊在背后操作，就像一个商品一样，重复的宣传一个商品肯定会获得比较大的直接效益。

邱：这个可不可以理解成因为观众的专业水准不够，所以他们需要一种简单的、可识别的东西。

叶：我认为不见得，因为观众本身就是有很多层面的，当然有些观众的却因为知识背景的问题或者世俗圈子的影响去简单的识别某些有知名度的艺术符号，以此来建立某种身份、品味的象征，这点上他们相互依赖，形成艺术的生态链，除了他们之外，我们忽略了标准生态链台下的声音；另外还有很多专业领域的人，我的作品还是偏向于给专业领域的人看。

邱：照你这样说看来，观众其实是多层面化的，可是市场上的艺术家恰恰是非常符号化的。也就说符号化的这些艺术家的形成，并不是观众要求的，而是艺术体制自身的一个阴谋。是艺术体制的操作者错误地假设观众会接受符号化的，识别性非常强的艺术家。

叶：画廊把国际策展人、收藏家、企业家设定为他们的理想观众，这些人又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操作者。画廊和他们和某些艺术家就这样达成了一个共谋。

邱：那这是不是艺术体制本身的问题呢？这个市场的设计者和操盘手本身的一种错误，而不是观众的错误？

叶：是，他们某种程度是被动的，其实需要他们发出声音来要求艺术家）


邱：你为什么选择北京？生活和工作在北京呢？

叶：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北京，因为这个城市太大，虽然这里有很多人文古迹，但大部分都是看一看就好。在北京主要还是做艺术。

邱：你在北京这几年间去过长城和故宫吗？

叶：故宫去过，长城没去过，所有人都去过，我就不用去了，那只是一个符号。

邱：那么这个城市对你的好处是什么呢？

叶：他可以被更多人看到，可以有机会被留在历史里面，因为有市场的操盘手，这个方面来说他们对于艺术家是有利的。但是他们也会选择，作为艺术家需要有计策。

邱：在你家乡杭州做不到被很多人看到吗？

叶：能被看到，但是都限定在美术学院的人，也不会有太多的老百姓来看。杭州没有一个被关注的平台，而在北京的798之类的地方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平台。

邱：是不是也包涵着你自己也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叶：是有一些，但总是限定在我们经常见到的这群人，也都是这些类型的作品，也许是没有我所希望见到的东西。

邱：那在北京的困难主要有什么？

叶：在生活中的困难还好，就是工作室的交通不太方面，办事情比较浪费时间，经常会觉得沮丧。

邱：北京有很多策展人和收藏家，你会经常在工作室接待这些人吗？

叶：以前很少，现在开始有。

邱：你会主动的向一些重要的机构和策展人提供自己的资料吗？在各种开幕式上，会主动的去跟人认识吗？

叶：不太会，可能是从小的习惯吧，并不是来北京之后的区别。

邱：所以你是在浪费很多人所认为的北京的优势？

叶：但是这却有另外一种方式，例如我跟这个画廊的人认识，就会跟更多的人认识，会相互介绍，再产生更多的交涉就比较方便了。保持某种程度的被动其实有时候就是一种主动，因此我选择耐心。

邱：你的交流的对象主要保持在你的同龄人之间还是跟比你大一倍甚至两倍的艺术家也有交流？

叶：主要还是在同辈人之间，跟画廊和策展人倒是也有比较深入的交流，因为他们关注我。跟比大很多的艺术家的交流似乎有一种隔阂，也可能是我自己心里面的一种隔阂。其实我跟比较成功或者不成功的艺术家交流的时候并不多，也并不融洽，因为他们把观点讲出来，我不太认可，但他们又是长辈，所以就不太好反驳他，这样就会经常处在一种听的状态，时间长了就会产生一种逆反。

邱：但是在798现在所谓的学术活动还是很多，例如尤伦斯中心的讲座厅里，每次艺术家做讲座的时候，总会有很多年轻人去提问，这是不是一种有效的交流方式呢？

叶：看人吧，我觉得大部分提问者可能是艺术爱好者，也不见得是艺术家，艺术家总是保持这样的状态，我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艺术家或许在私下有很多交流，但我觉得很多这样的交流大多数是泛泛的外部问题，很少有严肃的有建设性的讨论，而艺术爱好者对他的提问对爱好者本身可能是有好处的。

邱：所以你的很多想法的改变其实大多数都是在自己脑子里，或者通过阅读、看作品去自己完成一种想象的建构，而不是通过一种面对面的接触。是不是你觉得和艺术家的交流通过看展览就能完成呢？不见得需要通过这种提问的方式？通过观看了解这个人在做什么，那个人在做什么，已经互相在了解。

叶：这个是一个层面，例如一个国外艺术家来做的展览，通过看他的作品就能够得到交流，但是这样肯定是片面的。直接交流肯定会更深入，但是就是会有一种隔阂，所以很多交流就会难以发生，这可能是我个性的问题，不见得很多人都这样。


邱：这次展览的名字叫《赤磷》，用了一种火柴头的材料，你是从这个出发去决定探讨的星空、旗帜的话题，还是从星空、旗帜出发来寻找到这样一种特殊的材料？

叶：我是从材料出发，首先是想找一些材料，找一种会变化的材料，然后我就找到火柴，然后拉出我脑子里大概关心的一些话题，从这些话题里面找到适合我做的和有关系的，就开始做了。

邱：如果你做的是另外一种材料，是不是最后还是会回到这种话题？

叶：应该会，依然是我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但是因为出发点不同，进入的角度就会很不一样。所以我在方法上从不同的材料出发，能丰富核心问题的层次。我为下一个展览找到的材料是海绵，海绵跟这些就没有关系，海绵本身的物理的建构就会跟另外一些话题有关系，但是这些话题表面上看是不一样的，但是核心上看还是纠结在一起的。

邱：你的展览规划已经规划到第几个了？

叶：第四个或者第五个。

邱：这次为什么选择版画？

叶：是物理操作的原因，磷这个东西如果用来画画可能需要专门研究一些技法，时间上没把握，我觉得印版画是时间上可行的


邱：在这里面用了很多挺有内在涵义的图像，很多东西都是符号化的，圆规是什么，旗杆是什么，这些符号化的东西容易在解读的过程中误读，是否存在着不容易到达观众的理解，也就是观众的理解和你所发出的意义是有落差的。

叶：我这样的做的目的，就是让它远离这些符号本身，并不是简单的看到这些符号。另外一方面，我也不需要观众去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家能够在画里面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每个人的出发点都会有一些隐含的意思，但是观众们也总是各取所需的。

邱：所以你期待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观众的理解。

叶：对，这画不需要被理解。

邱：那么你是否期待一种理想的观众？你的理想的观众是什么人？

叶：理想的观众就是从这些作品中能够看出些别的东西，他看出的这些东西要有一些高度，是我所不知道的，这是我所期待的。例如一个物理学家来看这个东西，他跟当代艺术圈中的人看发会很有不同。我觉得这样的交流是我比较期待的。

邱：可是你刚刚说的你的作品是给专业的人看的，物理学家恰恰不属于专业的圈子？

叶：这是我的一个新问题，我们应该分门别类的为这些人做作品，物理学家，数学家，其实我们是为了他们来做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机会来看这些。我倒是很想建立这样一个通道。

邱：我们谈到时代问题，你处理的母题基本都是你自己曾经去进行了很多科幻类的作品的阅读，不管是影视，还是小说。因为科幻是一个悠久历史的东西，你觉得你这代人的科幻和前几代人的科幻的差别是什么？

叶：以前的小说“幻”比较多，“科”比较少。现在越来越多的写小说的人并不是小说家，他主要是物理学家或者科学家，他们写的“幻”的成分是在“科”的成分上建立的，去掉了神圣感、神秘感和不可知论的色彩，会感觉到未来是可判断的，是可预知的。另一方面电影及网络游戏的介入使得人们在现实与虚拟在更多的层面上形成了新的话语基础。

邱：传统科幻作品很多关注的焦点是发现未知世界像海底、外太空等。受到现代科学影响，黑洞理论、反物质等，是不是会出现一种趋势，不光是对事实的添加和想象，而是概念本身的一种颠覆。像《黑客帝国》这样的片子和《未来世界》很不一样了。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叶：不完全统一吧，看你说的是哪一类传统，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也只是添加想象，但是其核心却是对上帝观念和进化论观念的翻盘，站在高的地方，添加就是颠覆。

邱：我们人类对科学的反思性想象从雪莱夫人写的《弗兰肯斯坦》开始的，她的思想很大一部分是伴有反乌托邦色彩的，包括《美丽新世界》这样的小说，已经成为好莱坞电影的一个巨大传统，我相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科幻小说都是阴谋论，都是科技最终反过来威胁人类生存，这样一种强大的好莱坞电影对你有没有影响？

叶：相当有影响，我都想以它为题目做一个作品。

邱：你也同样有一种科学的悲观传统吗？

叶：好莱坞这些电影首先是娱乐片，肯定夸大了某一方面的作用，其实就算一个科技，一个怪物被制造出来，它的威胁性不一定很大，因为人类的体制是一个很成熟的体制，体制本身其实是强大于这些科技的力量，所以未来真正强大的科技是对体制进行改造。这是对我来讲最乌托邦式的科技。骇客帝国达到了这个层次的科幻。我应该是制度的悲观主义吧。

邱：这些科幻作品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创作，它除了一种悲观主义色彩之外，经常是将人类本身的问题投射在机器上面，机器拥有人类一切所有的恶劣的东西，这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曲折的现实主义的态度，用机器的行为和关系来对人类生活进行隐喻的再现。你觉得你的创作也是这样一条路数吗？

叶：我的创作显然不是再现，也不是不是哲学的科幻，历史的科幻，而是科幻的哲学，科幻的诗学。

邱：比你们稍长一点的70后画卡通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里面也经常出现科幻形象，这些形象往往用那个年代的图像，例如铁皮人、宇宙飞船等等的形象来证明自己的代际身份。其实是一种自我表述。你对这样的做法有什么评价？

叶：他们那不是科幻，其实仔细分析可以把他们分成各种流派，如果说我有一种流派叫科幻流派，那他们都不是这个流派的。他们这种做法也未尝不可，也有一定的意义，在作品内部也会对人们勾起一些回忆，这是他们的作用，也是他们的一种局限性。我并不想在这个层面上工作。

邱：从与你的日常的交谈中获知，你画的星空、红旗、昆虫这样一些意象，你对这些东西的阐释是非常政治的。基本上把它当作一部未来的政治历史。但是我们当前有大量的，急迫的也影响到你身心的政治问题，那么你在这里构造的政治问题和你身边的发生的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

叶：我比较没创意的回答就是，我创作的这些问题很远，如果站在那些问题面前看现在，就会觉得这些问题可能就不是问题，这是一个比较没有建设性的回答。
我想，未来的问题也并不脱离基本的人性和制度的预设，也不脱离当下的世界局势，我们不能回避诸如：未来人们一如既往向外星的殖民，未来的老龄化问题（现代医学真的成了不死药），一如过去的科幻把现在的因特网和生物科技设想成洪水猛兽，今天这些网络邪教、越战中生物武器、以及那些核泄漏就是那些过去的未来，他们甚至是被科幻想象所指引的，他们已经成为离想象不远的实际威胁，新的政治正在被科技革命加持成一些我们并不熟悉的，似乎不太严重的形式，这种意义上科技成了催化剂和装修工，也正是这些被包装的政治局面在一次次的重新注解了此时此刻的人性和制度。
其实我所构造的政治是一个现实政治的推进版，推进了之后我发现依旧是那些问题，


邱：所以你觉得你的作品处理的是一些元政治问题，你身边的政治问题其实是由元政治问题引申出来的。

叶：因为我处理的不是很具体的问题，我都是从比较大的问题去设想，比如说国家主义、新自由主义，种族问题等，这些依然是未来政治的基本问题，只不过黑人和红色中国变成火星人。面对那些种族和经济军事上强势的种族，我们如何处之？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对别的种族来说也是一种外星人的事实。因为艺术不是政治，我也因此不想陷入那些特别细节的计较中，而比较玄远的东西反而能够在比较长远的反思中去获得当下的些许觉悟，反身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去把握一些其实在当下无法做出非此即彼判断的问题。

邱：那么，这样依托科幻内容进行的一些政治思考，它和艺术的关系是什么，它是在什么时候变成了艺术？

叶：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会有一些问题，从阅读和经历中提炼出来。然后可以根据每一个问题具体的细化，图像应运而生，那部分就是艺术家操作的层面。后来慢慢的就进入图像操作层面，看这张图能不能达到你想做的效果，图像在手上慢慢演化变形，最后终于达到了效果之后，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开始往别的地方走，可能就走出了当下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走到了另外一种感觉，这个感觉很好，我就把它保留下来了。我还是在做艺术，而不是在做科幻本身。

邱：那么这就变成了动手去画的必要性是很大的了。是不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经过绘画的过程，就是画完之后就会颠覆你原来表格里的思考？

叶：只有一张是保留以前的，其他的都是本来的想法被绘画过程颠覆的。

邱：那么你觉得你现在所关心的这些问题，能不能和你同代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所对接呢？

叶：其实可以，因为这个东西也是靠网络，我看了这么多科幻小说，小说虽然是通俗的，但是他们试图通过理性来打通传统玄学、神话中的不可知论。例如气功和纳米技术，固定动作能激发人体的生物学潜能等，他们是在一个比较基础的层面上做手脚，科学就是越基础就越高端。

邱：你面对国外观众和国内观众，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预测，这些预测会不会影响你的创作？

叶：我觉得有一些，因为我用的是火柴皮这样一种材料，首先它是红色，就像看到了黄头发和黑头发一样，泛泛的代表了红色政治，但是我是故意这样做的，然后再从细节上去迁移和瓦解这些东西。这个红色是被注解的，他只是用来助燃的火柴皮，而不是用来燃烧的火柴头，而他们是同一种原料的不同配方。


邱：你是先为展出来制作作品吗？还是先制作作品才来考虑展出问题？

叶：都有吧

邱：为展出而制作会不会存在着被展览绑架的问题，就是你的创作在数量上要铺排成一定规模的一个系列。

叶：展览要求的一定规模的数量，也迫使我很大程度上发展了原初的想法。所有的限制都同时是机缘。我想也没有所谓理想的艺术体制，展览制度和世界本身总是同时作为限制和可能性并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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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uzhijie.com/blog/default.asp?id=416 admin http://www.qiuzhijie.com/blog/ q666@263.net 2010-02-22T01:07:25+08:00 2010-02-22T01:07:25+08:00

Deutsch-Chinesisches Kulturnetz, 2009-12, 闽丽柯, 李双志
“总体艺术，对我来说就是社会调查”，1969年生于福建漳州的邱志杰如此来描述他的多媒体、跨领域的艺术创作。
他的作品在材料和技术上屡屡更新。从2006年开始的长期项目《南京长江大桥自杀干预计划》既包含了一个不断丰富的档案库，也包含了对如下现象的理论和艺术实践思考：自1968年建成以来，南京长江大桥上已经被超过2000人选作自杀地点。同时，邱志杰也参与建立了一个救助有自杀倾向者和自杀者家属的诊所。救助内容的一部分就是让被救助者参与整个艺术项目。柏林世界文化宫至2010年1月10日展出与整个项目配套的系列展览之四，标题为《偶像的黄昏》。

在纪念碑的迷雾中赴死
以石膏浇注成的男鞋和女鞋在一条钢丝上悬立，——不，它们是立在悬于钢丝上的弧形钢管上，而这些弧形钢管又吊着仿制的混凝土桥墩。通过这个在展厅中占据了显要位置的装置，邱志杰已经动摇了观看者起初的稳定感。而这个部分的标题《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也不能让人立刻给出答案。艺术家和他的团队花了两周时间来布展。为了做地面装置“革命后的马远——长江万顷”还有静置的影像图案“奖状4号”，他们在柏林的各个古董店和旧货市场四处搜寻。最后产生的是一个全球范围的指涉结构，在其中弗里德里希二世纪念碑或者胜利女神战车的影子与南京长江大桥桥墩遥相呼应。“最重要的是纪念碑底座”，邱志杰讲述道：“在纪念碑上有什么并不那么重要。我们所崇拜的偶像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替换，但是这种偶像崇拜的需求是始终不变的。”当问及为什么人们偏偏选择南京长江大桥作为自杀地点时，邱志杰说：“大桥上常常有雾，就像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一样。大雾会勾起人心中潜藏的自杀欲望。而且这么一个著名的地点会为他们自己的死亡赋予某种崇高感。”

承载记忆的建筑走向衰败
“我们运动到哪里去呢？离开所有的太阳吗？我们会一直坠落下去吗？我们是否会像穿越无穷的虚幻那样迷路呢？那个空虚的空间是否会向我们哈气呢？现在是不是变冷了？是不是一直是黑夜，更多的黑夜？”尼采如此问道 。在《快乐科学》和1888年发表的《偶像黄昏》中尼采提到了“上帝之死”。邱志杰显然是在援引尼采，他不仅仅质疑人对指明方向的现存道德权威的需求，也追问在集体记忆中巩固权威的纪念碑的衰落。他观察的出发点就是南京长江大桥，中国最为知名的建筑之一。

这座近七公里长的双层两用桥于1968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在没有任何外国援助的情况下建成，成为了中国独立自强的象征，载入了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当邱志杰2005年第一次到达南京长江大桥时，他吃惊地发现这座桥并没有让他觉得有多么宏伟：“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这座桥”，邱志杰回顾说，“它出现在所有表彰特殊成就的奖状上，比如我们在小学得到的奖状。但是到了它的近旁，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废墟，沉默不语，不再体现出象征意义了。只剩下了物质空壳，符号意义已经消失了。然后我又听说在这座桥上自杀的频率很高，就开始对这个现象进行调查。”

邱志杰：“对未来怀有想象的人不会想死。”
2008年1月，邱志杰发现了在桥柱上的血书:“当爱烟消云散，我剩下的只有忘情！”。这是一个跳江自杀的人的遗言吗？2008年6月，邱志杰在同一个地方用自己的血写上：“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初看起来，这一艺术化的干涉也许显得平庸，即使不算无聊。正如柏林展览的其它部分一样，观者需要一定的曲折思考才能理解这个行为的目的。“如果说这些自杀者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一种想象的缺失，”邱志杰这样解释他这一用录像记录下来的行为艺术的目的。瑞士的日耳曼学者和作家赫尔曼•布尔格（Herman Burger）将这种疲于生命的感觉概括为这一公式：“自杀是一种走向虚无之地的倾向。”

邱志杰说：“这个问题，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或者像在柏林的展览中放置一个从公元5000年开始倒计时，缓慢接近我们当下时刻的一个时钟，这后面都是同一个理念：我在前者是将一个遥远的地点，在后者是将未来引入人们的意识。我们需要超越我们自身视域的目标，以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

与此相应，当他用自杀干预计划质疑南京长江大桥的象征表达力时，并不是要批判毛泽东时代或者文化大革命。这一纪念碑式建筑更多地是要展示一种跨文化、跨时代的价值衰落期现象，在这样的时期，雕塑、绘画或者建筑等艺术品起着记忆载体的作用。可以取代某种意识形态权威或者宗教权威这样的外界取向标准的，是一种个人化的价值宇宙。不过与此相随的是失去支撑，陷入孤立的危险。自由的这一阴暗面尤其体现在世界范围内自杀人数的高涨上。
对消逝声响的哀悼

一个时钟显示公元5000年向现代走近。乌鸦镜子投下光的影子。被打开的书页以其黑白对比色勾勒出南京长江大桥的轮廓，它们在轻轻呼鸣的电风扇的气流中翻动。一座旗杆架倒在地上，由此展露出底座中的蜂箱。邱志杰的《偶像的黄昏》展览既是宁静的也是多语的。艺术家退回到了他的使命之后。而这一使命又仅仅向那些想了解这使命的人敞开，它的论说不带任何让人觉得逼迫的使命感。

在艺术家和他的团队离开柏林之后，静置的影像图案《奖状4号》成为2009年10月8日的开幕式多媒体表演的存证。在一幅巨大的屏幕背后，许多衣服悬挂在一条绳索上。其他衣服摆在地上，成为由乐谱、工作手套、水盆和多种语言的标语牌组成的装置的一部分。在半透明的幕墙背后的这些道具被安置好，加上光照，就形成了南京长江大桥的轮廓。一个录像带再现了艺术家让这些物品下落的同时抚摸图像下端张紧的钢丝发出的不谐和音。邱志杰没有透露那些不堪生命重负的人的故事，这些声响，尤其是声响的消逝却让那些故事隐约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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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uzhijie.com/blog/default.asp?id=415 admin http://www.qiuzhijie.com/blog/ q666@263.net 2010-02-17T22:38:35+08:00 2010-02-17T22:38:35+08:00

时间：2009年12月27日
地点：UCCA报告厅
嘉宾：邱志杰、赵汀阳
                                                                            
正文：
          
    邱志杰：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我先来讲，我和汀阳认识十几年了，96年到现在，曾经非常密切的在一起工作，但是近几年，因为我在杭州教书，在外边经常跑，所以有很多近期的工作也不是很了解，我其实也把这个讲座当做跟老朋友汇报工作，交作业的一个过程。
    我先大概花半小时的时间，把最近的这些思考理一下。前几天给赵老师《破冰》展览的画册，基本上是我今年上半年的工作，今年的下半年，因为我准备柏林世界文化宫的展览，所以主要核心在思考纪念碑的意象，这个展览叫《偶像的黄昏》，有点是故意要挑动德国人的神经。整个出发点是把纪念碑当做一种日晷来做，这个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日晷，然后这是圭表，也就是说立一根棍子,影子到哪里就知道几点了，我把柏林每一个著名的雕塑的影子拍下来获得了一个图形，比如这是洪堡大学门口的著名化学家的雕塑，它的后门就是黑格尔的雕塑，这个洪堡大学的伟大程度令人吃惊，一进那个大门里边，我们一看有爱因斯坦，马克斯普朗克，这些还都属于照片级别的，这里边还有油画级别的，都是费希特、黑格尔这些人。这些伟人成了纪念碑底座上面的人物——
    像这个是菲特烈大帝的雕塑，和他投在地下的影子。这个影子你在中午来拍很短，在黄昏和早晨来拍，它就非常地长。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们在地面制造的投影当做一种计时的设备来使用。我展览里面的第一件作品，叫《时隐时现的漫游者》，我拍的柏林十七个最有名的纪念碑雕塑，他们在地面的投影，就是墙上玻璃窗上的黑天鹅绒，是他们在地面的投影。像这个是俾斯麦，这个是歌德、席勒，这是那个胜利女神，菲特烈大帝，卡尔•马克思……所有影响德国历史，甚至人类历史的这些人物。这个黑色影子图形本身就是变形的，做成黑的天鹅绒贴在美术馆的玻璃窗之后，冬天下午的阳光从西边过来，它在地面就会形成一个正面的雕塑的形象，它是玻璃窗上的黑天鹅绒图形的影子，是变形了的雕塑的影子的影子。
    《时隐时现的漫游者》这个标题，其实是实指的，因为雕塑的影子在阴天就看不见了。时隐时现。为了让展厅里的影子在阴天可以看到，所以在有阳光的时候，我就不停地在描地面的影子的轮廓，这个影子其实每天每个时刻都在跑动，我描下来的这个时间点会记录在这些线条上，就是在整个展览期间，我在柏林期间一直在地上画线，你们可以看到地面上，其实跟前几天的影子的轮廓已经错开了。
    与此同时在美术馆的另外一面墙，在那个展厅和玻璃窗相对的另一面墙，我放了很多的镜子，是切成乌鸦的造型，就是一只只乌鸦，一只鸟落在纪念碑雕塑的底座上面，灯光打在上面之后，它在地面又形成了光的影子。我把墙面都放弃了，就是靠着墙根，放了一百多块镜子，灯光打在上面，就形成或长或短的投影。
    这个叫做《谁是最幸福的人》。展厅的中央是一根钢丝绳，这些纪念碑的底座上面的英雄人物或者是领袖，这些人物的脚跟纪念碑脱离了，“他们”成为一些走纲丝的人，通过这么一个弧线和下面的底座相连，可以推它，它会晃来晃去，因为底座的重力，所以这个鞋是不会掉下来的。九个水泥墩子，九个纪念碑对应的是南京长江大桥的九个桥墩，这些英雄人物都变成了走纲丝的人。标题《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来自德国的一首民歌，当时柏林墙推倒那天晚上，他们的总理科尔的演讲说：“今天晚上，德国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整个柏林的人都在唱这首歌，这里当然就把柏林跟南京给勾连在一起了。
    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既是《长江大桥》，也是柏林的“纪念碑”。
    地面我做了一个大桥落在水面的投影，用的是在柏林收来的旧书，因为是德国，古典音乐的故乡，里边有非常多的乐谱，两千来本书，有一部分书被我用墨完全染成了黑色，这些黑色的书拼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让大桥落在水面的投影，然后电风扇一吹，所有的书，不管是黑的书，还是白的书，都在翻动，非常像水面。波浪不管在阳光下，还是在乌云下，它都是一样的波浪。大桥的阴影也是落在起伏的水面上，这个标题叫《革命后的马远——层波叠浪》，我在尤伦斯《破冰》展览里边也有一件作品是《革命后的马远——长江万顷》。这个系列的作品都是来自南宋的大画家马远画过的那十一张半的水图。这样就展厅里最重要的元素都有了，阴影和纪念碑。
    这个叫做《奖状四号》，我在上海展过《奖状二号》，在尤伦斯展过《奖状三号》，在柏林我展的是《奖状四号》，也是把一个奖状给拆成了一些物品，然后用各种日常用品形成再造的一个七十年代典型的奖状的结构。七十年代典型的奖状都会带有南京长江大桥的图案。
    我在展览中做了一个大屏幕，刚好展厅有梁柱，所以我就刻意用这个空间来做的。屏幕后面是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杂物、书籍等。也动用奖状里面的这些物品，比如各种蔬菜，土豆，对应这里边的高粱、麦穗。这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字，这里有衣服、手套，大桥基本上是用手套来形成的。从幕布的正面看就是一个投影奖状，然后这些字构成了乱码，这是从上面阳台上，用竹竿挑的各种纸箱纸板刻出来的字，比如“进步”、“发展”、“优秀”、“团结”，诸如此来奖状里边的常用字，中英文都有。上面的红旗是用小孩子的衣服做的，这个五角星是一个洗衣服的脸盆，切了几刀，掰开来形成的五角星。
    开幕式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表演，就是把幕布密密麻麻用这些实物遮蔽起来，只露出一些灯光的闪点，有点像星空一样的场面。表演的时候慢慢地摘除上面的物品，观众看到的是正面的影子，我们有视频的直播，观众坐在在电影院里面看实时转播的大屏幕正面。这些物品都是挂在琴弦上的，我在两根竹柱之间绷紧了古琴的琴弦，所以它会自然地产生出一些声响来，有六、七个人参与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表演，没有很严格的剧情，但就是逐渐显出奖状的过程，不断地有人让这些字晃动。
    这个展览展出的地点是柏林世界文化宫，就在国会大厦的正对面，离柏林墙大概只有一公里的距离，这个世界文化宫是1957年，美国政府送予西德政府的礼物，强迫西德政府超越民族主义，要有世界胸怀，刚好很符合赵老师研究的“天下”这个课题，它叫“世界文化宫”。这个地方的主要不是用来做展览，是用来开世界文化讨论会的，所以他们的会议厅里面有二十几个人同声翻译的窗口，翻译的力量非常强。这个世界文化宫有三个巨大的旗杆，通常会挂一面美国国旗，一面德国国旗，一面世界文化宫标志的旗帜。这个图片则是南京长江大桥下边桥头堡边上的旗杆，已经完全荒芜，锈迹斑斑。所以我在这里做了这三面旗，北京刚好可以看见文化宫的三根大旗杆。我就是把长江大桥边上的旗杆翻倒在户外的草地上，翻倒过来后，暴露出底座下的空间，我放了两个养蜜蜂的蜂箱，有真的蜜蜂飞来飞去，用铁门把它锁起来，当然蜜蜂是不会被铁门锁住的，我想它们也不会被柏林墙锁住。这个标题叫《我们终于打败了这个狗娘养的》，这句话是是一个新西兰人，叫做埃德蒙•希拉里所说的，他是人类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也因此他是第一个被英国女王授予爵位的外国人。他死的时候，是新西兰国葬，上了新西兰钞票的一个英雄人物，这个人是个养蜜蜂的。他和他的向导从珠峰上下来说了一句话“我们终于打败了这个狗娘养的”。他的“狗娘养的”指的是珠峰。
    这个是展览期间的一些交流项目，我在展厅里面设置了一个照相馆背景布，这里边有三种照片可供选择，观众可以选择跟一个七十年代的解放军拍一张合影，在长江大桥前面；也可以选择拍一个很像到此一游的今天长江大桥的样子，或者选择和正在起跳的我拍一张合影，这是他们随机选择的，整个展览期间，展厅里面一直有人在玩这个东西。
    此外，展厅里面还有一个倒计时表，这个也出现尤伦斯的展览里边，叫做《公元五千年倒计时表》，我把这个《表》给南京长江大桥边上心理救助的“心灵驿站”，那些志愿者很懂艺术，他们一看这个东西，就说：“人要是想到公元五千年的事情，他就不会想死了。”就是眼前这个事情哪有那么重要！
    楼上档案馆的部分，除了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旧海报、旧照片、粮票、邮票、信封、纪录片等等资料，我还搬去了五块我复制的南京长江大桥上面的浮雕，这些浮雕可以看到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在这个工作坊里边，我教小孩子拓印。拓印的过程中，小孩子可以把他们各种随身带的小玩意，钥匙、外面捡来的树叶、信用卡，包括他们的硬币放在这个里边，何尝价格大桥上的浮雕一起拓出他们自己组织出来的一个画面。
    上面这些是柏林展览的介绍，关于这个展览，我考虑的是我们中国人关于纪念碑的想法。
    纪念碑当然始终是有两个指向：一个是跟不朽的概念有关；一个是和王权的概念有关。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南京郊区的汤山县，它有一个景区叫“阳山碑材”。这个是当年明朝的朱棣皇帝因为篡帝位，所以他拼命要为他老爸歌功颂德，说明他自己才是正脉，他就决心为他老爸朱元璋建一座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碑。所以他把一座山给劈了，刚才看到这个是纪念碑的碑头，后边将会是碑身，最底下是碑座，从石头和人体的比例上来看就知道有多庞大，但是明成祖没有古埃及的那些办法，所以凿完之后，把底下都掏空了之后，发现这个根本搬不走，就只好放弃了，因为这个是做碑的材料，所以这个叫“碑材”。
    我在2008年的时候，做的《南京系列石版画》里边，其中有一张叫做《首都》，这块石头的形象就是从这个阳山碑材来的，这是我们纪念碑的样品。

    朱棣给他爸爸修陵墓，南京有一个风景区——明孝陵。明孝陵有一块很大的，也是现存最大的一块功德碑，现在叫“四方城”，我在尤伦斯展出的《失败之城》装置里边，我把这个赑屃移到四边，赑屃上面驼的碑变成了四个空的门洞，门洞还是碑的一个形状，上面杂草丛生。然后在画面中间有一颗石头跳过水面，就是在水上打水漂的石头，跳过水面，这是一张画也做成了一个装置。
    这个《四方城》很神。朱棣，就是永乐皇帝，号称四方城是一座地下城市的城楼，是有一座地下的城市围绕着他爸爸的陵墓，城墙都在地面之下，城楼凸出在地面之上，过去上面有木结构的飞檐、斗拱，现在时间长了，这些东西消失掉了，就变成了这么一个玩意，很像是一种概念性的大地艺术。古人都么搞，我们今天就不太好弄艺术了。这是我后来做的装置的样子。水面的涟漪是石头刻出来的，真实空间中并没有这块石头。
  
    我给大家看的第三个实物很有名，是西安乾陵，就是武则天的陵墓，武则天著名的“无字碑”，这是中国古代非常奇怪的东西，在唐朝突然间有这样一个王权的拥有者，王者，她给自己建了一个没有字的碑。后边的游人开始在上面刻字。把评说的权力交给后人，这里边，我们的“纪念碑”和欧洲的“monument”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差。
    在欧洲我们知道，他们的帝王，他们的君王打了一场胜仗，一定给自己建立一个左边这样的纪念碑，骑在高头大马身上，还拿着一把剑，君临天下。他们整个视觉文化是用这样雕塑图像的方式不断地来传递的，王权也在这里面巩固，向后代去延伸他们当时的观念。
    中国的皇帝如果打了一场胜仗，他来到一个地方，不会给自己立一个雕塑，他要题一个自己的书法，就是说，在中国，文字是权力的核心。所以，看着几张图：在陕西黄陵，看到这是邓小平题的，还有毛泽东题的、蒋中正题的字。我们北大、清华的校门，如果不用毛主席的书法当标牌，大概就不是好大学，起码不是一流的大学。乾隆皇帝来到杭州的灵隐寺，很不靠谱的题了“雲林禅寺”，据说是因为他把雲字写大了，写了错别字，但是至今也悬挂在灵隐寺的门口。
    这是欧洲的纪念碑，大家不妨比照一下。
    我们的纪念碑，首先它是文字，它不去占领制高点，它可以放在地面，甚至地下，就是这种方式。那么它需要你主动地去阅读、抚摸，需要你去发现，甚至于因为我们的碑，发展出了一种拓印的技术。拓印是一个显形的过程。所以，这里边我很不严谨的猜想，在中国古代存在着一种“对权力的空观”，就是认为“王图霸业转头空”。这种意识其实深深地渗透在纪念碑的观念里边，渗透在中国人的历史感里边。当前的权力从来不被认为是绝对的权威，因为天道和天理实际是比当前这个权力更大的一种权威。那么像这种武则天的无字碑，大概是全世界纪念碑历史上最奇异的一个举动，就是她充满了对控制的挑衅，我死后任你们评说，主动把自己变成一个意见平台。于是跟纪念碑作为一种精神措施相对应，就是我们有了文人吊古这样的传统，就是中国文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范畴。吊古是今人对古代的主动寻找。巧合的是吊古永远是以南京为根据地的，我们所有的吊古词和诗句，“潮打空城寂寞回”、“晋代衣冠成古丘”等等，全是写南京的。吊古是从个人出发去构成，去寻找，今天是主体，而古代是一个等待被重新阐释、阅读的客体碎片，它和纪念碑那种“我们从今天出发，要去控制未来；从过去出发，控制今天。”似乎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其实拓碑本身就是吊古的一个具体的身体动作。
    我们开创了开放的纪念碑塑造模式。这种纪念碑模式，它是可以不断地去添加，不断地去修改，而且是一场永远不完工的集体创作。这张图片来自泰山，泰山上有很多碑文破碎掉了，古代的碑文破碎掉了，有人把各种破碎的，残破的石头捡起来，砌成一堵墙，在泰山苑底下的宾馆里边建了这么一堵墙。我很愿意把泰山当做一座纪念碑，或者把整个西湖当做一个纪念碑，就是它是另外一种时间的意识形态，和那种把未来作为对象的意识形态是截然不同的，就是对你的身体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所以我把吊古认为是一种倒退着前进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看着过去在往前走，而不是看着未来在往前走。那么看着过去往前走，其实你的身体变得很敏感、很紧张；看着未来往前走，是不看脚下的，经常踩到香蕉皮。这是两种很不同的前进的道路。刚才看到的泰山，这是我的老家福州，福建福州的鼓山摩崖。这是杭州飞来峰石窟，一个石洞中的摩崖石刻。这样一种纪念碑，它是一个博物馆，或者是一个阅览室，也是一个客厅，一个起居室，就是说它邀请你坐下阅读、沉思、参与，可以参与进这场写作里边。那么古人、今人、后人，就是它预设的读者，成为古今之间汇通的一种对话模式。
    中国式的纪念碑跟欧洲这样的纪念碑（一个被拆毁的列宁塑像）就形成了很大的区别，我们往上加。而不是经常得拆掉一些东西。这个是柏林在89年柏林墙倒下之后拆掉的列宁像。
    很遗憾，今天的中国人可能一定程度上也正在丢掉我们固有的一种纪念碑的概念。我们除了到处建白宫的“白宫运动”之外，最近又兴起了“国会山运动”。刚才看到的那个是长沙的毛泽东像，这个是郑州的炎黄始祖像，都是把一座山给做成纪念碑，似乎我们正在滑向那样一种基督教化的时间观念。
    以上是我对纪念碑的一个考虑。赵老师在很多年前发表了关于“天下”的书。刚好我的南京大桥系列里面有四张画叫做《天下系列》。所以他刚才说要跟我收专利费，我也不知道我把“天下”译成Under the heaven，赵老师是不是满意这个译法？
    
    赵汀阳：我译的是“All-under-heaven”。
    
    邱志杰：哦，那么大体上还是正确的一个翻译。
    
    赵汀阳：差不多。
    
    邱志杰：这个翻译是伤透了所有翻译人的脑筋，最后是我自己译的，没有办法，用了最土的办法译。这里边有四张画是一套铜版画，我08年1月份在新加坡画的。
    这张画后来变成在尤伦斯的竹席的作品，这张画叫《裂土》，这个土上长出了竹子，它们的竹叶被编成了一便竹席成为天空，竹席上又会长出各种各样的竹器，都跟这个连在一起，都跟这片竹席连在一起。这边有一个竹箱子的形象是挂在上面，没有连在一起的，是可以拿走的。这个我不太愿意说，说了也无妨，有点想到台湾了。
    这张叫做《偏安》，历史上把都城建在杭州就被叫“偏安”，把都城建在南京就不叫偏安，很奇怪。这两座城市都濒临一条大江，有一个大湖，都有江湖，风景都非常优美，也都当过首都。但是由于长江是全国性的流域大河，而钱塘江不是，所以在钱塘江才叫偏安。我的画面里面有杭州的小瀛洲，有庄子在九曲桥上悠然地看着葫芦里冒出蝴蝶，小瀛洲里风平浪静，庄生梦蝶。但是外边的水面上狂风大作，这里有库克船长的船，有攻占日本的佩里船长的船，有李鸿章向英国认订的，后来没买成，被日本买走的那艘“吉野号”，这是在甲午“黄海海战”打沉中国船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有俾斯麦号，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刚出航就沉没了，有今天在西太平洋海面的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可是海面上飘着很多葫芦，又像定时炸弹，又像某种乱码，这张叫《偏安》。
    这张画叫《盘踞》，大体是关于南京和北京的关系，赑屃上长出的老藤被脚手架扶持着，最后在上面还是形成了一个碑额，这个脚手架又辅助它，又控制它，很老的藤被插放着各种各样其它的植物、柳树、荷叶、松枝、芭蕉，就是它不断地被定义成各种各样的东西。
    最后一张就是我在尤伦斯春天个展的标题，叫做《破冰》，也是那个生锈的大船头的草图，这里边，大概我想的是南京跟日本的关系，中日永远在重新破冰又重新结冰，其实不光是讲日本，是讲两个国家，两个文化之间的一种关系。这里面的破冰船变成了一个机器人，它拿着煤，还点着火，不断地砸这个冰面往前走，它的后边也飘着一个葫芦，偏安的海面上飘来的一个东西。
     好，我就讲到这里，下面我把话筒交给赵老师。
    
    赵汀阳：邱志杰的信息量太大了，都不知道从何说起，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我的一些基本知识，是十几年前邱志杰给我讲的。所以，我读的是邱版的“当代艺术史”，其中读到的一点是，在当代艺术中，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来解释别的事物，如果你有想象力的话。邱志杰有想象力，所以经常这么做，信息量一般都比较大。
    他这个“纪念碑”的想法挺有意思的。在纪念碑背后，有着中国和西方对于“不死”观念的理解，一个东西能够不死，总是存在，这是各种文化都有的一种愿望，理解角度各有不同，但还是相通的。
    西方讲究的是不朽。不朽就是一个东西永远不会坏，它永远在那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对永恒坚固有强烈的爱好。比如说刚才邱志杰讲了他们的纪念碑都是铜做的，更典型的像欧洲的城堡都是极其坚固，过去一般建在山顶上，特别险要的地方，建个永远攻不陷的城堡，石头墙奇厚无比，并且极高，非常险峻，坚不可摧。但是中国人肯定是不会干这事的，在山顶险地的城堡，按中国的风水看是非常坏的，据说是断子绝孙之地。当然，中国风水对西方也许不灵，不知道。
    中国更喜欢的是“不息”，如果跟不朽对应的话，中国对一个东西本身是不是不会坏不是很感兴趣，但对能够换个方式活下去更感兴趣，比如生命，你的基因或者是你的丰功伟业，你的名字是不是能够永远地传下去，也就是生育后代或者名垂青史，这是不息。人死了但血脉传承，或者活在历史中，被书写了，名字活下来了。刚才邱志杰讲到中国对书写是特别重视的，这也是一种不息，当然这个不息要依靠文化的存在，如果这个文化死了，当然所有被书写的东西也就死了。
    今天的题目让我说说“国家和个人”，邱志杰又想让我说说“天下”。天下说的遍数比较多了，简单地说，“天下”是中国独特的一个观念，是一个最大的政治单位，就是把整个世界都看作是一个政治单位，而且是一个最饱满的世界概念，是土地、民心、制度三位一体的世界。中国的政治思想是从“天下”开始的，而西方政治思想是从“国家”开始的，这是两条不同的政治思路，都有独特成就。 一般来讲，从周朝试图创造“天下”之后，到今天，新的天下还没有形成，我希望以后世界能够变成一个新的天下，但这不知道是几百年之后的事了，现在只能是理论想象。
    目前我们所熟悉的，天天都要接触的政治单位是“国家”和“个人”。和“天下”一样，“国家”和“个人”也都是人类最重要的作品，都是比艺术作品要伟大得多的人类作品，如何创造这些作品，把这些政治作品制造成为什么样，这是有关命运的根本问题。
国家有很多形态，在当年中国有“天下”这么一个更大的政治单位的时候，“国家”是属于天下的下属单位，是诸侯国。在早期西方，国家是“城邦”，就是希腊城邦，Polis，那是西方的政治起源的单位。往下的发展，就是由城邦变成了帝国，罗马帝国。中国的天下制度被秦始皇终结之后，中国也成为一个“帝国”。帝国是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形态，一直到今天都是很重要的。帝国不一定是君主制，但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没有法定边界，没有双边协议的国界，所以“帝国”是伸缩性的，如果实力强，就不断地往外扩展，其实就是征服，如果力量弱的时候，它就会退缩，这是“帝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它说明帝国不是主权国家，而是实权国家。当代的帝国与古代帝国有些不同，当代所谓的帝国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主权国家，又有主权，又对其他弱小国家采取帝国的态度。
    帝国没有边界，这是非常重要的性质，不理解这一点，就会把历史给读错了。许多人可能会读错一个关于古代中国的事实，比如关于中国的长城，教科书或是流行说法，包括西方人，甚至包括中国很多历史学家，都会把“长城”给误读为是一个中国古代国家的边界，并且是一个为了挡住蛮族入侵防御性的工事。这是完全的误读。 其实长城真正的意义是一个前沿工事，是向外看的，不是阻止外人向里看的。古代中国帝国当时也是一个强权国家，和别的帝国类似，在有实力和需要的时候就慢慢地对外拓展，扩展到每一步，比如说打下来了一片土地，就把这片土地围住，建了城和长城，就是要围住胜利果实，在这个土地上，鼓励人民开荒、种地、屯田、养兵，长城就是进攻和开拓的前沿，主要是用来进攻的，当然同时也有防守的功能。古代中国帝国不断向外推，就有多层长城，一直推到沙漠边上，没有意义了，所以不推了，不建了，古人讲过的，说那边都是不毛之地，占了也没有用，就算了。关于长城的意义解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读历史学家赵世喻的文章，他是专家。
    
    邱志杰：补充一下，这张图片刚好可以佐证，这个是陕西榆林最北边的榆林堡，其实它比长城还要偏北，但是长城的一部分，这个是佐证赵老师进攻的理论。然后前边立的这块碑也是毛主席的书法“不到长城非好汉”，现在整个榆林堡上边涂满了谈恋爱的人“我爱你”、“你爱他”什么的类似这样的涂鸦，可是可以佐证的。
    
    赵汀阳：中国这个“帝国”是从秦始皇一直到清末，都属于中华帝国。中华帝国在古代的时候，自己从来就没有把长城当做固定边界，只要有实力就会往外走得很远，比如汉唐，领地远远越出长城，甚至包括阿富汗等，元和清就更加辽阔了。
    在帝国之后，接下来一个新的国家的形态是主权国家，最主要类型是我们今天叫“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不是主权国家的唯一类型。这是现代制造的产品。
    现代以来的产品和古代的产物是不一样的，古代社会的各种形态，应该叫“产物”，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顺着人的自然生活方式长出来的东西，有点像农业种庄稼，但是现代社会的各种东西是人为做出来的，是人为设计，是根据观念做出来的，有点像工业产品或者观念艺术，因为是故意做出来的，所以是产品。
    现代政治有两个最重要的产品：一个就是现代国家，也就是主权国家，现代国家的主要形式是民族国家。欧洲当年有个“三十年战争”打得筋疲力尽，最后谁也打不过谁，只好谈判，发明了明确划分利益和权力的国际协议，划分了有明确的法律协议承认的边界的领土，规定了在领土内的绝对权力，也就有了所谓的“主权”，就是这个国家在法定领土的范围内拥有一切的权力。这是现代国家的开始。
欧洲版本的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理论上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当然实际上并不单一，因为不可能很单纯。但现代国家不止民族国家一个形态，它只是主要形态，还有另外一个形态，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而是多民族的国家，是“共和国”，古代版本是罗马共和国。共和国一般来说都是些大国，面积很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它包含了很多民族，所以它不适合成为民族国家，而成为主权共和国。世界上现代国家里边主要的共和国有美国、中国、前苏联、印度等。一般来讲，现代国家比较小的，就采用了民族国家的形态；比较大的，就采用了共和国形态。有些欧洲人喜欢批评中国不是一个标准的民族国家，因此来论证说中国不是一个现代国家，这个批评是完全错误的。如果那样的话，美国就不是现代国家。虽然制度不同，但在国家形态上，中国是最像美国的。共和国的优势是有着更大的丰富性，因此更有潜力。
    现代政治的另外一项伟大产品，就是“个人”。在现代以前，个人这个东西也是没有的，在三百多年前还是没有个人的。怎么没有个人呢？也许是有些奇怪。“个人”的意思是具有全方位功能的一个完整产品的那种“个人”，就是具有各种政治和社会功能的个人，而不是指个别身体。你个别身体，当然与众不同，它只是你的个别肉体，个别肉体生来就有，是个别的，但是不等于“个人”，因为还没有拥有“个人”概念下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性质，也就是说，还没有个人的理念，只有个人的肉体。
    那么“个人”是怎么来的？在自然的状态下，人都是从属于某一个家庭，从属于某一个村庄，某一个共同体，某个国家，古代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的精神、心灵、思维，都和你的家庭、村庄、国家、共同体，是一样的，你是从属性的，没有独立性，虽然肉体是独立的，但精神不是独立的，社会功能也不是独立的。既然肉体从属于一个共同体，所以国家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家长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没有个人权利，也就是个人的“主权”。
    现代创造的“个人”，它是有几道工序的，是慢慢做成的。基督教的路德改革是制造个人的一个重要的准备工作，基督教认为，人和上帝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根本性的，而人与人的联系，与家庭和共同体的联系是偶然的、非根本的，这样就给人逃离和背叛家庭、集体、国家编造了理由。从现代开始，“文艺复兴”让人发现自我，其实是制造了自我，这是制造个人这个产品的第一步，在这之前，只有肉体的个别性，在谈到“我”的时候，“我自己”，指的是自身（self），但还没有自我（ego），自我是一个所谓在身体内在的一个精神核心的那种东西，一个独立自觉的精神核心，自我一直是个糊涂概念，是一个比自身意识要强得多的意识，大概是一种自我规划自我立法的那种想象，说它是个想象，是因为这种自己完全说了算的东西其实是没有的，是现代编造出来的，问题是，编造出来了，人们就觉得好像有了这个东西。
    在“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精神，所以就给人编造出说每一个肉体里边都有一个自足的，内在的、独立的精神存在，这种东西叫做“自我”，这是编出来的一种精神主权。人以前没有这个东西活得也很好，所以不是自然产物，而说它是作品。
    编出了“自我”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自由市场的发展，“自我人”作为个人的初胚，就发展成为“经济人”，就是经济学喜欢说的经济人，其实经济人这个概念也一直不太清楚，一般是说，在所有可能方案里，一个人能够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个方案，所谓每个人都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过，什么算是最有利？这一点经济学家从来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经济人是自私自利的人，大概是说，不顾别人才成为“个人”。
    经济人还不够成就个人，自私自利不顾别人去追求利益，一定出事，人人都抢都贪，互相抢，互相害，这个时候就得有一个保障，保障每个人不能被别人坑害，这就需要一个最重要的工序叫“政治人”，这是走向个人最关键的步骤。
    政治人，简单地说，就是确立了宪法承认和保护的个人权利，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有了个人权利相当于国家有了主权，个人权利本质上就是个人主权。有了个人权利这样一个政治身份和功能之后，这个“个人”才完工，才算一个功能完整的“个人”。在个人权利里边，特别重要的一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大概是洛克最早论证这一点，他发现，有了私有财产权，才有可能落实各种个人权利。很多权利和自由是空的，只有私有财产权是实的，如果私有财产被神圣地保护了，别的权利就有可能落实了，如果没有这一条，权利就是虚的，有可能只是画饼充饥的权利。
    这几个步骤，从自我人到经济人再到政治人，从精神到物质都有了主权，合起来“个人”就基本算完工了，每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个人”了，有了自我，能够自己想入非非，不听别人的，自己非要犯傻、犯错误都有理了，然后又有了经济人，又有了合法理由可以去追求利益最大化，可以漠视他人，不顾他人的死活，自私自利还有理了，这是资本主义精神。然后又有了政治人的个人权利，可以限制经济人的恶性发展，经过这道工序就做出了“个人”。这是一些简单说法，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是对艺术有用。也许邱志杰能把它变成有用的，他有想象力。
    
    邱志杰：赵老师，我帮大家问您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认为“个人”的产生和“民族国家”的产生是在接近的时间点上最后完工的？
    
    赵汀阳：个人和现代国家是同一个进程，就是现代三百年，这两个现代工程大概算是同步的工程。
    
    邱志杰：开工是不是要追溯到非常早就开始，从希腊时代就开始朝向这个方向在工作了，最后完工，比如说民族国家最后完工，最后一个完工的民族国家可能是印度，著名的民族国家像德国普鲁士，比如我这个展览涉及到的，就是俾斯麦之后才形成民族国家。
    
    赵汀阳：德国在欧洲重要的民族国家里头，完工稍微慢一点，也不是最慢的，比它慢的比如说意大利，意大利好像是到一八九几年才被搞成一个民族国家的，记不清了，原来不知道是几十个小的国家，当时意大利被搞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时候，很多人是不喜欢的，有些意大利人不喜欢被统一地管起来。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国家来了，快跑！”
    最新的民族国家应该是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分出来的那些国家，帝国主义颠覆了前苏联和南斯拉夫之后分裂出来的那些。
    
    邱志杰：我在做柏林这个展览，当然我会不断地思考柏林墙，墙就在展厅边上，如果不太准确地类比，也可以说我这些年研究的《长江大桥》，有点像他们的柏林墙里边的记忆。
    当然我今天非常遗憾地看到在几个月前，柏林墙推倒二十周年的纪念仪式，又被纳入了资本主义胜利，共产主义失败的一种庸俗的叙事模式里边，这个叙事模式，当然跟您在《坏世界》这本书里边涉及到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有关系，因为他们做了一个巨大的多米诺骨牌，一个推倒一个，又狠狠地把二十年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给挖苦了一番。
    我在思考二十年前这个事件的时候，有一个观察，也不知道对不对，我说出来，跟您请教。我觉得德国统一，不是共产主义的失败，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不是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而是民族感情战胜了别的东西，战胜了意识形态主张，战胜了“冷战”的两方。大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的想象里边，大概是要芝加哥的工人跟俄罗斯的工人，跟印度的工人是一家人，他们一起造反，干掉印度的资本家加芝加哥的资本家加圣彼得堡的资本家，就是全球化之后，才有可能。
    到了列宁时代，他的范式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列宁等于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里边，他解释运动可以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很明显，就是芝加哥的工人，英国的工人，跟德国的工人可以在战场上刀兵相见，那么列宁在这里边发现民族力量的强大，他就开始引用民族力量到共产主义运动里边，这个时候，他确实也在一个国家迅速地成功了，后来共产主义运动在别的国家也效仿引用民族主义，获得成功。可是这样一来，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就开始跟民族主义互相纠结。而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是帝国主义的遗产，是一个危险的遗产，于是共产主义运动在后期就出现一种变质，我们在前苏联可以看到这种帝国化的变质，就是它成为俄罗斯民族压迫匈牙利民族的工具，俄罗斯民族压迫南斯拉夫民族，压迫东德意志民族一个工具。到了一定的时候，民族主义的诉求会超过意识形态，就是德国，东德人未必见得是厌烦共产主义，而是他们想要成为德国人，他们这个民族主义冲动超过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在南斯拉夫，在罗马尼亚都纷纷发生这样的事件，所以导致二十年前的那场巨变，这是我在二十年后回头看二十年前那场变化的一个观点。
    
    赵汀阳：我觉得是双重的，推倒柏林墙，应该是德国民族的胜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有一点需要解释，被打倒的社会主义是苏俄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刻板按照理论标准和概念去做的社会主义，没有灵活性，教条主义，所以做得很过分，使人生活不堪忍受。但是像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事情，毛泽东没有什么不敢想的，深通中国灵活多变的思维艺术，不管是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都按照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原则办。毛泽东完全按照中国的需要，重新理解和定义了革命运动。所以，中国革命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民族革命，要解决的问题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毛最喜欢说的，一遍一遍地说的，都是要把中国从半殖民地下解放出来，要打倒西方列强，要使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所以中国革命本质上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不管搞什么主义，都不可能符合某种教条，都是中国主义，这是中国灵活思维所决定的。当时东德情况不一样，他们在俄国领导下确实是想搞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现代性并列的路径，千万别误解以为所谓现代、现代性仅仅是指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自由民主，共产主义甚至是更激进的现代性。
    邱志杰我也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南京跟柏林搞到一块，它搭配的是南京？
    
    邱志杰：因为我前几年一直在做《南京长江大桥计划》，碰巧就是柏林有这个展览邀请，我就挖掘南京可以应对的这一面，因为柏林很明显是一个疯狂的纪念碑城市，他们组织民族国家的过程非常仓促，组织起来就不断地浴血奋战，不断地发明各种技术来保卫民族国家，就是这种“历史”使他们成为一个典型的纪念碑城市。
    南京当然有很多的面向，这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中国式的的吊古，是以南京为核心展开的。
    我一直把南京和杭州比较，杭州其实是蛮协调的一座城市，南京的风景也很优美，但是南京有一种首都想象，它老想和北京叫板，一叫板，永远是落在下边，据说是秦始皇坏了他们的风水，一看这个地方龙蟠虎踞，还得了，要出皇上，就派人把龙脉给断了。所以历史上南京做过无数次都城，不出五十年之内，“金陵王气黯然收”。它是一座衰城，又确实是一座蕴育繁华文化的伟大城市，它的王朝更替如此之频繁，以至于兴衰之叹在南京就特别容易出现。
     我在读您的书里边，讲到周，以小邦国来如图中原，因此他们是“以德服人”，它的暴力不足以维持一个帝国统治，才发明了“天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可以解释成周是小邦国。
    我还有一个理解，跟我们谈的这个问题都有关系。刚才谈的这两个问题，中国之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天下观念”，而没有分裂成欧洲那样的小民族国家，很大程度上又跟地理有关，又跟文字有关，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用汉字，广东人跟东北话、四川话，那个差别几乎就是跟德语、英语差不多了，但是有一种书面语能够互相沟通，而且这种书面语是跟着图形走，不跟声音走，因为语音是语言里变化最快的因素，本来英国那么多人都用拉丁语，一会儿这边就变成了字母跟着声音走，那边就变成另外一套文字了，就变成看不懂，听不懂了，就变成了不同的民族，中国的字不跟声音走，就是日字怎么都是跟着太阳的形状带的，草字都是跟着草的形状来，我们就可以望文生义，可能汉字在这里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能够形成今天这样的一个多元的共和国模式的天下。
    另外一个很可能，我还是挺相信地理决定论。长江、黄河决定了必须有一种天下观。因为我们的长江、黄河这两条河流都多灾多难，不像欧洲的多瑙河跟莱茵河那么乖，很少犯水灾。我们这父亲河母亲河和季风的组合，大雨大涝，小雨小涝，没有雨就旱灾，就是这么多灾多难，就必须协调。就是上游出问题，下游得有相应的配套；下游出问题，得有上游的相应配套，所以中国历史上只有南北分裂，没有东西分裂，是由流域的走向所决定的。
    用周作为一个小邦国来解释这个历史原因很精彩，可能还有很神秘的地理原因，很多地理学家也都指出过。那么文字的原因，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这又涉及到我们今天谈的纪念碑的问题。
    我想问您一下，个人跟民族、国家是对应的，那么天下对应的是什么？那个具体的东西是什么？匹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赵汀阳：那个时候没有个人，所以天下体系，最小的单位是家，是家庭，所谓“家国天下”，家就是基层政治单位了，上边是国，最大的是天下。
    西方是国家，中间是共同体，然后是个人，个人是基层政治单位，结构上与中国错开了。就是规模都比中国的小一点，正好错开了一档。
    
    邱志杰：好了，我们说完了，没有什么要说的，我们下边可以留一点时间让大家提问。
    
    赵汀阳：大家多批评。
    
    提问1：邱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对中国或者是世界现代艺术发展的方向，你对这个发展方向的理解是怎样的？还有一个是对“艺术终结论”的理解，就是艺术走向何处的理解？
    
    邱志杰：赵老师，历史上以《哲学的终结》命名的书大概有一百本吧？因为以《艺术的终结》做标题的书大概也有一百本，就是人们会不断地说艺术终结，到现在没有发生，所以我猜它其实不会终结，因为这种预言家往往会被历史证明是一个骗子。
    关于中国或者世界的艺术怎么发展，我都不愿意用“当代艺术”这种词，因为我们就是做艺术的。它会怎么发展呢？我会给出我的建议，就是我希望它往哪个方向发展，但是我不会认为我的建议是一种预言，我认为未来是由我们今天的行动所建构起来的，我不会去扮演一个角色：通过研究过去的历史，提取出了某种历史规律，以至于我明晰地知道明天将通向哪里，然后我站起来说：“跟我来，那里才是明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为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历史上每一个暴君都是这么欺骗人民群众的，他们都营造了一条时间隧道，告诉你发光的那个地方就是历史的终点，其实你拿一个锤子敲一敲，发现这个隧道是一根笛子，它还有别的出口。所以那个发光的隧道出口是一个幻觉，是一个骗局，是暴君手里的工具，或者是所有煽动历史必然性的预言家手里的一个工具。
    你看赵老师在讲“天下观”的时候，他说：“我希望未来世界能够重建这样的一个天下。”他并没有说它必定要走向这个天下，福山教授就进行了预言，所以他的预言肯定会被嘲笑的。所以基本上我会愿意做一个建议者，我对艺术历史的建议，就像赵老师建议我们的历史走向，超越民族国家，走向一种天下观。我对中国艺术有很多具体的建议，说起来就太麻烦了。我对全世界今天的艺术的建议是警惕资本的控制，警惕现代展示制度作为体制的一种控制，要更多地从各民族、各文化中已经散落的，已经被现代展览制度压抑的这些艺术交往模式中去获得自己新的营养，去重新规划我们的艺术可能。我们中国的雅集之类的模式，它可能严重地被现代展览制度给压抑掉了，我们在雅集中，艺术家这些唱和都是很美好的艺术交往的方式，它比今天的展览，艺术家在展厅里面比赛，如何来争夺观众的眼球，它是另外一些我们其实还没有忘掉美好的艺术生活，但是今天，其实我们正在失去这种艺术生活，这是我对未来的期待和建议，但这个不是预言，我并不能说它一定会实现，也许我们将永远失去这样的东西。
    
    提问2：我想问一下赵老师，你刚才提到了经济人、政治人的概念，很多都是西方的概念。西方人有一种对国家的认同，不管是美国对于自由精神的认同，还是欧洲民族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我发现中国现在民族主义好像是大家都说中国崛起的这种东西，但是什么是中国人这种东西的价值和定义，是含糊不清的，就是你怎么定义中国人。如果说中国是共和的话，也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价值观；说中国是民族国家的话，中国有很多的民族，像回族、藏族这些文化，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中国人应该怎么定义？
    
    赵汀阳：我觉得中国人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中国选择的是共和国的模式，就像美国一样，美国接受了黑人黄人，接受世界上各种人。共和国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一定是开放性的。中国同样可以接纳其它民族，其它文化，这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人是个生成变化着的概念。
    作为当下的中国人概念，确实比较复杂，因为中国百年前被帝国主义打败以后失去自信，脑子就乱了，也觉得原来传统那套不行了，一个比较简单的选择就是模仿强者，这个“强者”就是西方，被强者打败了，想要做得好一点，当然就是要模仿强者，所以这一百年来都在模仿西方，引入了西方的各种观念。
    近十几、二十年，有着明显的变化。一个方面是中国也发展了；另一个方面就是西方很多的观念，很多价值观，人们慢慢发现也未必就比中国传统有绝对的优势，其实应该是各有千秋什么的，所以现在中国是一个重新探索的阶段，或者说“中国概念”和“中国人”这个概念都还只是一个素材，而不是一个成品，就像作品刚开始，还不知道完工的效果。当下每一个人都在试图塑造中国人和塑造中国这个概念，不仅是学术界、艺术界，其它各界都在做这样的努力，都在发挥想象力。
    
    提问3：您希望它成什么样？
    
    赵汀阳：我希望它是一个综合的配方，既然已经看到了有各种文化，有不同的优点，那么最理性的或者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就应该把最好的那些价值观或者制度，想办法配合在一块。如果实在配不下来的，必须有取舍，那也应该有想象力，尽量把最好的都给配进来，所以我相信是一个混合的配方，主要是中西混合的配方。
    
    提问4：赵老师我很想一个问题，关于“天下”的概念，和早期西方理论中“世界主义”的概念非常相象，另外世界主义相对应的也不叫民族主义，现在包括九十年代，包括二十一世纪民族主义在中国特别盛行，而且民族的矛盾在这段时间也特别地加剧，请问一下您用“天下主义”或者是“世界主义”，跟“民族主义”如何形成互补，您对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
    
    赵汀阳：首先是“天下”不能叫做一种主义，我不这么用，我喜欢用“天下体系”，它是一套制度和理念，但它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如果搞成主义就很不好，好像是一种意识形态，那是不对的。
    其次是和西方的“世界主义”非常不同，我也看到过有一些把这个事情搞混了的。天下与世界主义有本质的不同。西方的“世界主义”是从cosmos概念来的。Cosmos的希腊原意是一种普遍法则所统一的世界，相当于一套普遍法律那样的东西，最跟它相配的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世界主义，它想用罗马的法律和生活方式一统世界。一统世界与一统天下是不同的。“一统世界”之后这个“一统性”，统在哪儿？是统在罗马的法律，罗马的精神，罗马的价值观，是以罗马吞了整个世界，世界都变成罗马。这样世界就失去了多样性。“世界主义”就是要把世界变成某一个地方的扩大，是一个地方吞了所有的地方，抹平了其它所有的多样性，所以在世界主义背后有一种帝国主义的感觉。而“天下”是正好相反的。“天下”的概念承认了世界的多样性，并且愿意世界具有多样性，多样性被认为是万物存在的条件，因此，一统天下的问题考虑的是如何协调多样性，或者，多样性如何能够被协调地组合到一起，这是“天下”的特性。“世界主义”是一个强者逻辑，如果强的话，就把世界给推平了，只用一家的东西，天下理念是共在逻辑，是想维护世界的丰富多彩的普遍秩序。
    
    提问5：我的看法刚好觉得相反，我觉得民族主义才是一种强权，就是我觉得我们汉族比较强，所以回族，他们可能就比我们稍微更加落后、愚昧一点，就可以更加去领导他们，带领他们。
    
    邱志杰：“民族主义”跟你说的“世界主义”刚好是配对的概念，所以因为有了这种膨胀的民族主义，就会导致世界主义的结果，那么有了对这种世界主义的霸权的方式的对立、反抗，就加强了民族主义的凝聚力，那是一个对称的概念。“天下”恰恰是要离开这么一种对称的概念。
    
    赵汀阳：某种意义上讲“民族主义”其实是帝国思想的一种蜕化形式，在欧洲当年，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一直想重建帝国，就是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那个被认为既不像帝国，也不神圣的一个体系，就是一直没建好，但一直是帝国思想。到后来分裂得太厉害了，才形成了“民族国家”，应该说“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或者是“帝国主义”，在征服性上是一致的，只是规模不同，性质差不多。“民族主义”是失去雄心的帝国主义，就是由征服变成防卫。
    
    邱志杰：守住地盘。
    
    赵汀阳：对，守住它的那一块空间，文化或者什么，属于防守型的。
    
    邱志杰：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印度这个民族的产生，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是五百多个小国家，根本不存在印度民族这个概念，英国人统治几百年之后，告诉了印度人，你们叫“印度民族”，就是在英国人走的时候，才有了印度这个国家，才有了“印度斯坦”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民族国家”其实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是殖民主义的一个产物，在帝国殖民者到来之前，这些地方往往就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赵汀阳：印度如果能够继续当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绝对不会让它变成一个印度国。但是因为英国占不住了，走了，所以它又给世界上潜在的竞争者留下了一个难题，把印度变成了一个让别人难受的国家。英国在政治上是非常聪明的。
  
提问6：我想问一下赵老师，刚才你讲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您说的是千百年来产生的一个产品。我以前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拿我自己来讲，我不知道我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我以前可能比较自信，觉得自己的一些想法，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个体了，但是您刚才一讲，好像并不是我个人完全决定的，
还有一个法律的问题，好像我们国家前几年才有一个《物权法》，就是保证私人私产，在这个《物权法》出来之前，是不是突然一夜之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接受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人？
    还有一个，您说的所谓的古代，最小的单位是家庭，没有个人的观念。我想，出家的僧人，是不是古代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有时候看一些古代的书籍，像《庄子》、《孔子》，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他们相同，我可以想象他们那样的生活，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一样。
    另外还有两个小一点的问题，就是具体一点的，刚才您讲到东欧跟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您觉得我们是社会主义面罩的一个民族革命，他们可能是一个比较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理论指导下比较正统的，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他们的命运完全是“二战”以后大国意志决定的，我不太认为您说的是自主地走向社会主义。
    
     赵汀阳：太多已经记不住了，倒着说，最后一个问题，你说得对，是强加的，肯定不是东欧那些国家选择的，是因为苏联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诗特别喜欢的是怀念家乡故国什么的，只是古代生活的典型情感。古代人，有肉体的个体，但是他不是全方位功能的个人，还没有升级到个人完整版。
    
    邱志杰：理论上出家人就不是政治单位了，他是人神会通的一个操作者，但是他不参与世俗政治里边，所以当时佛教进来的时候，因为“沙门不敬王者论”，就是和尚见了国王不用下跪，因为众生平等，因为这个，儒家士大夫非常反感佛教也是这个原因。但是历史上和尚道士们在操作里边，事实上经常变成妖僧，给皇上出主意，但理论上，出家人不可以是政治单位。
    
    赵汀阳：你说像庄子之类读起来很相通，这个不奇怪。即使个人还没有完工，不等于不具有部分特点，尤其是每个时代都有例外的人，特立独行，思想超前，都有。不过进行理论研究的时候，那些奇人、怪人是不算在内的，要算在内，任何问题就没法分析了，我们只考虑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至于你是不是个人，这是一个最有趣的问题。个人的完工，是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工程的完工相关的，甚至是同一个工程。中国的现代化今天应该说是差不多快要完工了，但确实还没有完全完工。自我，你肯定是有了，这是个人几个最主要的标志之一，经济人，你肯定也是了，中国现在是市场经济；政治人，现在不充分，还没有彻底完工，但是你可以看见每天都在施工，中国政治变化多快，想一想，过去一个政治体制要几百年才搞出来的，中国现在才十几、二十年，天天都在改革，有时候都怀疑它是不是走得太快，也许搞错了某些事情。
    总之我觉得你快要成为真正的个人了。
    
    提问7：搞错到完工多长时间？
    
    赵汀阳：搞错是有可能搞砸了，这个是现代的特点。现代性，我们老说Modernity这个东西，它改变了人类命运的概念，在现代之前的古代社会，称之为传统社会，各种事情的标准是明确的，一切的标准，价值标准，好坏的标准，所有东西的标准都是明确的，这个“标准”就是“过去”，过去就是标准。在古代社会，人们愿意模仿先祖，先人是怎么做的，过去伟大时代是怎么做的，人们只要重复它、模仿它，就是对的，就是好的。古代人没有心灵危机，精神危机这些事情，没有颠覆性的烦恼，因为标准都是既定明确的。而现代完全不同，过去不再是标准了，标准改为“未来”，未来成为了标准，这是现代的特点，这就麻烦了，而且是深刻的无法解决的烦恼，什么是未来？未来就是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还没有的东西，是永远的不确定性。那么，以一个不知道，不清楚，不确定的东西作为标准，现代就乱了，以不确定的东西作为好的标准，等于说一切都可以是标准，好坏不分，高低不分，雅俗不分，价值和精神都不断在危机中。当然现代的可能性最多，也许对艺术家比较方便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艺术是可以乱搞的，因为它是以未来为标准的。
    
    提问8：二位好，我想问一下关于今天这个讲座的主题“国家、个人与纪念碑”。我听你们谈到很多关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联系，我觉得纪念碑这个跟那两者是有点割裂的，或者我没有听出来，就是纪念碑这个东西跟他们两个东西有什么联系？
    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邱老师，关于艺术的理论跟创作，到底理论的学习，你学习过多会不会妨碍你的创作，还是对你的创作会产生帮助？谢谢！
    
    邱志杰：纪念碑，我不知道你没有看出来，我想我是说了这个问题，就是有一种国家、王权和控制未来的欲望，这两种意识形态所主宰的纪念碑模式；另外有一种就是个人拥有空间和主动性，去添加，去改写，去参与编撰的，就是吊古的纪念碑模式，谈的是在纪念碑这么一种记忆过去以及把某些东西依托于金石的不朽，留给子孙的行为。它是国家和个人之间，你可以说是一个争夺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共同书写的一个场所，而且也是国家影响个人的一个工具，他们把一个巨大的意义投在每个个人的日常生活里边。
    你说到的理论学习跟创作的关系，我可以这么回答，就是说它和不自觉的创作没有关系，它和有反省能力，有批判能力的自觉的创作大有关系。没有一定的理论学习，不可能去进行有一种反省能力的创作。当然依然可以进行某种不自觉的创作，运气好，碰巧你天生神勇，你还可能是一个不错的艺术家。
    比如我们在学院里边来教学，我们必须假设这个人碰巧不是天才，并不是碰巧是天才，所以我们需要一些人自觉地去学习，所以就要进行理论的探讨。就算他不是天才，也有机会通过自觉的学习来成才。我们不主张碰运气。
    
    提问9：邱老师，一个艺术家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另外，你理想中的设计师怎样是一个更完美的设计师？第二个小问题，我想了解一下，如果您愿意谈的话，就是您是如何进行商业推广的，您的内心想法是怎样的？
    
    邱志杰：我觉得第二个问题更有趣，第一个问题等于问艺术是什么？那艺术就是你觉得它是的那个东西。关于艺术是什么的问题，每个人都是建议者或者是示范者，我认为艺术应该是……。比如大家老这么想，老觉得去798门口往那边走，往西走就可以了，我觉得为什么不弄一个气球过去，换个办法过去。换了这种办法过去，大家觉得这样也行。我每天习惯了这个东西，虽然是挺靠谱的，但是也不太好玩，这样做却挺好玩的，我觉得艺术大概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就是提醒你，你的习以为常，你的见怪不怪是有问题的，还可以有别的方式来设计你的生活，设计你的政治，设计你的经济。
    落实到经济问题，我可以这么说，我不是特别关心。如果对年轻人的建议，我总是跟他们这么说，就是最好你就是不管好不好卖，不管能不能推广，就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做实验，做没人做过的事。因为你做了没人做过的事，因为你是一个实验者，一不小心，你就变成了历史的先驱。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照着什么东西好卖就做什么，永远是跟屁虫，永远在追着跑，永远没办法垄断某个东西。而混不吝的实验者，真的是实验的话，他就创造了历史，然后后来他就变得很好卖。
    事实上我自己的经历也就是这样，九十年代初我在杭州，然后做了几个装置，没有地方放就扔掉了，做装置变成是给拍照片置景，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谁是杰夫瓦尔，谁是辛迪谢尔曼什么的，纯粹是因为没有地方住，拍个照片保存一个底片，节省空间，便于漂泊。后来就突然间流行观念摄影，当时做的那些就变成了先驱的工作之一，它就卖得很贵。当时做的时候也不是故意要想好卖的，是被迫的，是没辙。
    我觉得这种模式可能挺好的，因为你去追，去考虑怎么推广，你追不上，你追的规则是别人定的。如果你不管不顾去做自己想做的，即使你永远推销不掉，起码你爽了，起码你对得起自己，这首先已经是不吃亏的一件事。可能运气好的时候，无意中抢占了一个角度，一个什么历史位置，变成某种独一无二的资源的所有者，变成规则的制订者，你就发财了。
    就是越不靠谱的实验，越要去做，别管卖不卖得掉，随便找一个什么道路还活不下来啊？我一般都是给这种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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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uzhijie.com/blog/default.asp?id=414 admin http://www.qiuzhijie.com/blog/ q666@263.net 2010-01-30T16:27:58+08:00 2010-01-30T16:27:58+08:00

这些是我个人疑惑，先生如予解答，不胜感激——我希望能够通过写作来给生命找一条出路，只是学微力寡，很多时候则信心不足……。”

    《批判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批判》是我1993年在杭州写的，1994年发表，到现在15年了，我的想法肯定有不少细节上的变化。不过回想起来，基本立论是“防左反右”，应该是不错的。艺术界的理论思路，一旦强调社会关怀、政治介入，就很容易把艺术工具化，功利化。纯粹用它的社会价值带取代艺术的独一无二的作用。这是左倾。所以我说艺术的应该进行一种形式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一旦强调艺术语言的试验性，又很容易被误解为纯粹语言游戏，忘掉语言批判自身应该也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行为。这是右倾。中国理论界的论争水准不高，经常会进行稻草人论证，滥用归谬法。也就是先把对方歪曲成不堪的极端理论，然后用左倾来批判右倾，用右倾来批判左倾。无聊而无效。那篇文章里面的观点，就曾经先后被歪曲成左倾和右倾，被歪曲成右倾的时候多。不过这样也好，中国几十年来的经验表明，左的危害总是比右的危害更大一点。

    突破左右的摇摆，既是搞艺术，又是在进行生活，这也就是你所说的用写作来给生命找一条出路。写作如果不是一种生命出路，写作变成纯粹笔墨游戏，离生活远了，就是右倾。如果离开对于写作的惦记，一头扎进生活，就失去了被拔高被救援的机会。会被生活吞噬。这就是左倾。你的“找出路”的说法是很好的。因为它是动词化的。通常人们思考艺术，喜欢把它名次化。所以就考虑艺术（或者说写作）到底是生活之外的一面镜子，还是生活之中被生活所控制的一个部分。“找出路”是一种动作，既表明了离开现状（在生活现状之外），也表明了目的性—改造现状。把艺术或写作活动动作化，对创作和生活的关系就能免去很多理论误导。既不是无关生活，也不是顺从生活。既是和现实有关的，又不容易沦为机械决定论。

    好，回到你的核心问题。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的问题是两个：一是所谓学者型艺术家，执着于知识和观念，会不会妨碍对于不可知之物的探索。第二个问题是：执着于时代的艺术，会不会妨碍对于“生命之铿锵”的探求，而沦为小气。
    第一个问题。我想维特根斯坦早期的格言式的句子，很动人，大家都喜欢说，但是没有几个人真的读懂了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之物”被严重地神秘化了。只有你把可以说清楚的真的说清楚了，你才真正有能力去面对了“不可说之物”。而这“不可说之物”也并不是宗教体验、超验的世界之类人类经验之外的东西—这正是最通常的误解。维特根斯坦不管在早期《逻辑哲学论》和晚期《哲学研究》主要都是通过语言来谈世界，在这里谈的也是语言问题。有些对象是语言处理的对象，而这些不可说之物则不是语言处理的对象。试图把它们强用语言来加以叙述，就会犯错误。比如，“理解”一个句子和“理解”一段旋律，早期维特根斯坦就会认为，前者是一种语言现象，属于可说的，后者就不是。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大概会认为，其实就算是理解一个句子，也更接近于理解一段旋律。这是后话。所以，关于可说和不可说，并非理性和非理性、经验和超验的差别，而是语言使用范围的问题。不应该用语言处理的，其实是行动的范围。所以我对维特根斯坦的名句有一个改造：可以说清楚的要说清楚，不可说的东西要去把它做出来。

    这里面，其实他那句话的前半部分是同样重要的。理论问题，方法问题，历史事实，都是属于可以说清楚的，不可说而需要去实践和创造的，就是我们的未来。要创造未来的时候，我相信越是能够穷尽可以说的一切，就越是能够真正站到无所依靠，只能靠冒险的前沿去。缺乏信息，缺乏历史知识，缺乏方法，经常就会自以为是在冒险，其实是在做早就不成问题的问题。我在一些比较闭塞的小城市见过一些艺术家。他们对于艺术或学术也经常很虔诚很认真，为了做学问搞艺术也弄的自己很悲苦，家人很抱怨。但是这并不一定能保证他们的工作有价值。他们人都很好，也有好的才华，也很自以为在探索。但是掌握的方法或视野有局限，成就也就有限，虽然那样也可以过掉被艺术和学术所滋养的幸福的一生。但是我们做艺术或搞学术，并不只是为了感动自己，而是希望能对人类的智力事业有所建设，那我们就不得不尽可能地了解人类既有的成就。
    成为学者式的博学，会妨碍自由创造，这是浪漫主义时期以来营造起来的，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直接接受神启进行创造的一种神话观念。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偏见。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艺术家多半不会这么想。达芬奇当然不会这么想，他的博学也没有妨碍他画好画。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家更不会这么想，做人、作文之余才是游于艺。但是因为那种浪漫主义的理念很强大，在民众中其实占据主导地位。人们但凡看见一个艺术家读书多或者口齿清楚，就要污蔑他直觉能力不行，但凡看见一个艺术家逻辑混乱还能画上几刷子，就要怀疑这是冰雪弱智的天才。这本是俗见，不可被其蛊惑。俗见更进一步以为艺术家和精神病患者类同。连我的中学老同学都会小心翼翼地问：你们艺术家是不是要喝酒才会有灵感。我每回都要解释：业余选手才靠灵感，职业选手从来不靠灵感。

    其实我更进一步认为，越是有能力把可以用理性穷尽的东西穷尽掉，才越是面对不可预测的，只能调动想象力和感觉来处理的境遇。这就好比开车。你在高速公路上，有路标，你就是走在理性的道路上，这也是无数代人走过的理性道路。这里面并没有多少你可以运用想象力的余地，太有想象力了你只会制造车祸。只有当你来到高速公路的尽头，来到没有路可走的地方，你开始越野，你才是真正面对理性无法完全作为依靠的境遇。你的理性不够用了，你不得不运用想象力来往前走。你不得不张大毛孔去感受每一点颠簸，感受脚下的土地是软还是硬。这时候，你反而才真正变得敏感。我们看到很多科学家工作到最尖端的情况，运用感觉和想象力的状态很接近艺术家。正是因为他们来到了这种尽头。
    高速公路那部分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而越野的这一部分则是不可说之物。不可说之物要用行动去建造起来。这两个阶段都是生命中必须的阶段，尽早走完前一个阶段，才是真正到达后者。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艺术家倘若执着于时代问题，是否远离终极生命目标。我不是很确定你所说的“生命之铿锵”这个诗意的表述是什么意思，但猜想大概是指这个。在我看来，生命的价值总是双重的，一重是个人的幸福感，一重是历史的价值感。这两重是完全不可分割的。你所说的自身心性的经营，更多地强调自身的这种幸福感。但是绝无可能在脱离历史的情况下获得这种完全超越性的生命价值。另一方面，进入历史也并不是为了成为历史的工具，而是同时在具体的境遇中锤炼、辨析、体验和创造自己的价值。所谓“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不修禅定，不断烦恼的生存精神，正是在这种历史和个人生命的双向互构中得以完成。进入具体的历史处境，历尽烦恼和忧乐，正是格物致知的过程，舍此不能了悟天地之心。每个人总是既独对天地，又卷入历史。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个个人是脱开具体的历史境遇，抽象地获得身心性命的成就的。

    追求生命的超越价值，要求离开俗世的号召，莫过于要跳出轮回的佛陀。然而佛陀当年之开创佛门，实在是针对婆罗门教统治而展开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或者说是一场反宗教运动。他的同盟军还有耆那教的始創人大雄。原始佛教的哲学精神和历史精神在后期的发展中被掩盖，佛陀本人被神化，甚至到后来有人怀疑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这么一个人。这是历史的不幸。这是题外话。但很清楚，所有的超越，都是从具体的历史境遇中超越而起。佛陀是这样，耶稣也是这样。既是寻求个人解放的伟大个人，也是深深地影响了历史的政治人物。

    你所说的执着于“观念的驳析，作品破不出境，为时代而时代”的案例，当然是有的。很多号称介入社会、干预社会的批判性作品，太过唯题材论，变成二等的新闻报道，就是这个状态。这原因，恰恰是因为割裂了历史与人生的双重关系。可见我们已开始所说的防左反右的重要性。历史中的肇事，必须同时也是一种修身，工作就能上升到一定的普遍性的层面，就可能不但对于这一时一地的事情和人情有效，也可以对其他状态下的人有效。也别是，有了这种状态，历史中的肇事者便不那么患得患失，不那么计较成败利钝，反而无畏，因而平静。
    以上这些，是我的一些想法，说出来与你交流、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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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uzhijie.com/blog/default.asp?id=413 admin http://www.qiuzhijie.com/blog/ q666@263.net 2010-01-29T15:04:11+08:00 2010-01-29T15:04:11+08:00

24日，今天晚上在犹太文化中心的巨大的晚宴是开幕晚宴，进门验看护照，寄存大衣，３００个人挤在门厅里熙熙攘攘地说话。我从来都很佩服老外们对吵闹环境的耐受力。Hans和Johannes一直在介绍我和这样那样的人认识。
    坐定吃饭。我的左手边是德国著名的搞摄影的艺术家Tomas Demand，不苟言笑。我刚好几个月前在柏林看过他在新国家画廊的个展。是用纸片精心地复制树叶、家具等，于是照片中所有的物品表面都平整，平整得虚假和虚幻，造出一种特别冷漠的全人工环境的感觉。算是这一代比较好的摄影家了。



    坐在我右手边的先生是个美国人，性格开朗幽默，不断地开着玩笑。他的公司为google earth提供技术支持。大骂说谷歌那帮家伙，我刚给他们牵线，找一个技术高手解决了他们的什么问题，折腾了我好几个月，居然一分钱不付，只是打个电话来说谢谢。还有圣诞节的问候，妈的！说完自己又哈哈大笑。他自己也是个技术狂。ｇｏｏｇｌｅ手机的开机方式是自己设计的程序。他给我秀他的钢笔。居然在笔帽上一按，暗藏的一个小圆点中射出一道光来，开始拍摄录像。他把笔帽旋下来，露出一个ＵＳＢ插口。就这个藏在笔帽中的摄像机，可以拍摄两个Ｇ的录像。我取笑他这个设备当００７不太够格，但是估计当狗仔队会很牛比。这家伙乐不可支。我和他聊起ｇｏｏｇｌｅ和中国政府的问题。他说，嗨，互相指责的政治问题都是表面文章，主要问题是中国政府控制谷歌中国公司的人，想要偷谷歌的源代码。我跟他说：翻墙软件很容易得到，每个电脑儿童都知道使用代理服务器，中国政府的掌控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代理服务器和翻墙软件的存在，如果他们真的要全面控制，为什么不连这些渠道都全部封锁，是不是其实只是面子问题。这哥们说：当然，生意才是真正的政治问题。―――这听起来还蛮真实的。

    坐在我桌子对面的是孟买的画廊老板，当然，就像当今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是同时住在两个以上的地方才可以，他也是同时住在伦敦。他说，看了我的地图之后，他觉得这种就某一问题展开的网状的结构很适合作为交流平台，邀请我加入他们正在进行的网络计划。
    饭局之间不断地有节目。第一个节目是一个登山家的演讲，他怎样不靠设备爬上珠峰之类。此人估计常年在尼泊尔混，明明是个德国人，讲一口印度风格的英语。
    表演的高潮是一位机器人弹琴。不是事先编好的程序的弹奏――是爵士风格的即兴演奏！机器人和一位钢琴师、一个键盘手合作。他会歪着头观察其它演奏者的动作，和他们配合，弹它自己面前的琴！



    晚上的饭局让我意识到这个ＤＬＤ原来高手云集。下午我躲在房间里准备自己的讲稿，没有去吸收营养，亏大了。在房间里对照着我的PPT，用英语把我的发言稿写了一遍，几个特别难的词，像“细胞生物学”之类，都查字典确认了一下发音。才下楼参加我们这个地图小组的准备会议。
   结果我是到来得最早的。Johannes一个个地介绍，我总是记不住老外的名字。他们清一色的苹果笔记本，似乎只有我用PC。 Johannes和Hans热衷于在每个人的演示之间进行串联。很想把90分钟用得更有趣，更有成效，设想在每个人7分钟的演说，进行一种高密度大信息量的轰炸之后，再甩出一堆声明和互相问的好问题来。我们之间也就互相看起PPT来。
    总的印象是,我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未来预测上，把我们这个专场会议的任务理解成“画21世纪的地图”，但是今天的准备会听下来，似乎大家的兴趣集中在“21世纪的地图是什么样的”，地图本身意味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变化。所以，有的人回溯了现代时期以来地图对规划现代生活的作用。有的人拿出一张暗物质的图像，指出多层次的隐性链接将会取代平面图解。大家都在讨论google earth和“实时地图”之类的概念。但是我想，一张地图本身也已经说明了什么是地图。所以也不准备大幅度地修改我的讲稿。





１月２５日    会场就是这个DLD研讨会的创办者Hubert Burda media的一座大楼。手册里面说：DLD为你的未来画地图，DLD描述新的现实，DLD是一个思想库，DLD是一种搭配，DLD是一个朋友间的联络，DLD是一种真实的经历，DLD是一个大Party，这种特点从会场可以看得很明显。会场最核心的部分是一个三层楼挑高的布满小桌子的聚会地点，让人们站着聊天交流。服务员们托着饮料和酒水来回穿梭。一架机器人在人群中串来穿去，和感兴趣的人说话。两层楼的四周都是有座椅的小分区，分别属于奔驰、Google、德国邮局等赞助商。这是人们可以坐下来打开电脑私下交流的地方。有吃有喝，这个中心区域永远挤满了人。特别是在会议休息的间隙。



    过道的各种角落都是赞助商的标志和产品广告。音乐表演，甚至于有人在提供免费按摩，这按摩和新媒体有什么关系？那个牌子上说是：free massage for happy networkers……好吧。走下楼时，一个哥们在推销三维电视，让大家戴上眼镜体验。



    大会议厅有两个。经常是同时在进行演讲和讨论。观众必须根据节目单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参加。每个会场都有电脑总控室控制着屏幕上的录像切换，也进行网络直播。最长的专题就是我参加的这个地图项目，节目单上的时间是90分钟，实际上用了两个小时。一般都是好45分钟，最短的只有10分钟。会场中就有大提琴钢琴侍候着，出现十分钟的间隙，音乐家就开始演奏。议题一个紧接着一个，基本上不停顿，观众自由来去。




观众席的后面是媒体记者区。提供电源。坐满了记者打开电脑在现场写稿子。碰到大家感兴趣的议题，会场挤满了，有很多人站着听。角落里也会有沙发，靠你自己抢。整体的气氛又认真又随便。
    从昨天开始，议题有：分裂性；重整品牌；观众资源；太阳能；不可思议；价值（复数）；人类情感。每个话题都是一个主持人搭配一个或者数个该领域的专家。


   今天早上的会从9点开始，一上来就是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介绍他的新书《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德文版的书籍同时赠送给每个到会者。接着的议题分别是：数据与身份；改变平衡；健康；全球资本；网络；智能的探险；搜索；实时；午饭以后则是：未来；研究；市场；时尚；战略；新方法；视野；内容……从题目其实看不出会不会有意思，人们更多底以来手册上提供的对于演讲嘉宾的介绍来判断。比如“战略”的主要嘉宾Tom Glocer是路透社的CEO;另一个嘉宾david Drummond则是google的资深代理负责人和法律总负责人，于是所有的提问基本上都是冲着他去的。

    这个会议从头到尾就没有停止过谈中国，可惜100个speaker里面只有我一个中国人。ｇｏｏｇｌｅ的专场，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的专场，观众中的人权分子都会疯狂地指责中国政府，结果反而是ｇｏｏｇｌｅ的人在为中国政府辩护。好奇怪。ｇｏｏｇｌｅ的人居然当场宣读了一份他们和德国政府签的合同的英文版和德文版。两个版本里面的意思的区别，让听众全一边吃惊一边狂笑。那家伙想要借此说明：很多歧义来自语言。同一份合同，中英文的版本会引起很不同的理解。这种说法也是拐弯抹角在为中国政府辩护。
今天一天听下来，印象最深刻的是早上在楼下听到的巴布罗霍尔曼的“智力探险”。这个“非恐怖主义的黑客”据说是当年手机的核心部件的创作者，也参与制作了实际界上最小的PC，WiFi搜索机器人。他这次带来了三种东西：一个基于纳米技术的生物电池设计。一个为非洲人防蚊子的红外辐射装置，其实就是用ebay上买来的便宜的红外辐射仪，在屋子的四角立起杆子，互相交叉对打，形成一个隐形的蚊帐，把整个房子罩住，让房子中的人免受文字，也就是疟疾的侵扰。第三个玩意儿是一台超高速摄像机。他当场叫上来一个观众拿刀子扎破可乐罐。用慢动作播放拍摄下来的飞溅的水珠，每粒水珠都清晰滚圆。


   除了speaker和媒体的人，胸前挂着“参加者”的牌子的，是预约的听众，很多也是DLD花钱请来的，差不多也是前几届参加过演讲的speaker。这个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把传媒、网络和IT业的领袖、工程师、艺术家、未来学家、黑客……凡是广义意义上的创造者，有创造性的人聚集在一起。演讲内容五花八门，私下的交流很活络，建立一个圈子的意图很明确。所以有很多人看来是年年来聚会。估计有很多生意当场就谈成了。主要是老板自己有钱，所以也更能拉到钱，这次赞助商之一奔驰，提供了一大批最新版的油电混合动力轿车S400接送参加会议的嘉宾，百公里油耗只有7.7升，让人印象深刻。我在这里感觉到一种相当活跃、善意的气息。艺术界的国际活动，来自各国的艺术家有时候会带着各自民族文化的身份心理，有点互不理解，有点比拼牛鼻的较劲。国内的活动，虽然亲切，有时候会有点江湖气，又每每陷入东方西方之类后殖民论述，用话语绑架姿态。这种以新媒体为核心的会议，似乎大家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来了解新信息来关心和交换互相的思考，来一起更新各自的想法。合作、出主意、交朋友的心态比较明显。你言之有物，就得到尊敬。加上主办方有钱，吃喝的好，大家用的都是黑莓手机或者iphone，也交换着看各自孩子们的照片和录像，气氛既严肃又随意，搞得大家很舒服。

    我是留了心的，除了听演讲，也把注意力放在研讨会组织、会场和交流空间设计、赞助商的运用方面。怎么让与会者放松和舒服，特别是怎么设置交谈的区域。国内的研讨会，会场太重视，会场外的喝茶交谈的区域很不舒服。其实这种地方往往才是真实的交流发生的地方，应该像DLD这样比会场花更多的心血来经营。怎么给足赞助商面子和宣传效果，则直接影响到这样一个活动能不能长久地办下去。我拍了很多这方面的照片。今后中国有经济能力了，世界胸怀也更宽广了，迟早也要办起这样的跨领域人士参加的会议。成功的经验值得学习。
    参造这个模式，我们应该可以先从亚洲范围做起，把联想、阿里巴巴、索尼、三星、电子艺术节、新媒体艺术家、建筑师、大学研究机构、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环保人士等集合起来，形成一个论坛。

   我参加的“画21世纪的地图”专题是今天最后一场，也是参加人数最多的。11个人演讲下来，观众被巨大的信息量都给累瘫了。提的问题不多不复杂。算是让这里面英语第二差的我躲过了一劫。我因为准备充分，事先做了功课，讲得还算顺畅。英语比我更差的是德国的老导演，有德国新电影之父称谓的阿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老人家用德语演讲，翻译逐句地翻译。远远超出了规定的时间几倍，主持人也并不提醒他。可见大师受尊敬的程度。

我的地图很受欢迎，主办方邀请十个艺术家和设计师设计了10份地图，印刷成海报让参与者随意取。我的很快被拿光了。别的艺术家都是电脑三维图形，演示的时候漂亮极了，印成平面印刷品的时候并不好看。我的古典风格的地图，还是占了素描手稿的感觉的便宜。

26日，今天听到的演讲有意思的是“探险”专题，Bertard Piccard是个乘气球作环球飞行的法国探险家。他最近六年的工作是设计一个太阳能飞机。最近已经飞起来了。飞了30几公里。这家伙的演讲富于煽动性。颇有为自己下一步的研究推进拉赞助进行推销的意味。他的研究如果成功转为商用，太阳能飞机能做出来，太阳能汽车就不成问题，那这哥们就发了
    27日，DLD安排用直升机把参加会议的这些人拉到瑞士去听达沃斯经济论坛。我在国内安排行程时，估计自己对付艺术和新媒体技术的研讨会没有问题，去听世界经济论坛就会太吃力了。就说我不去，删掉了这个安排。如今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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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uzhijie.com/blog/default.asp?id=412 admin http://www.qiuzhijie.com/blog/ q666@263.net 2010-01-23T18:22:05+08:00 2010-01-23T18:22:05+08:00

    在机场买到这本书，在飞机上一口气看完了。看到索南达杰的悲苦，果然让人眼眶湿润。
    从环保角度去切入西藏现实，确实是把两种西藏叙事结合起来的好角度。关于西藏的两种故事一直是脱节的甚至是对立的。
    最流行的关于西藏的叙事，神秘雪域、虔诚信仰、与世无争、香格里拉的适度生存哲学、和平主义……基本上仍然是最主流的故事。统治着欧美世界的西藏想象，也一样统治着北京上海的西藏迷们的西藏想象。这种想象使达赖喇嘛的微笑成为全世界政治家中最有魅力的微笑之一，影响着国际政治判断的潜意识。中国政府中现在没有周恩来式的富有同等的人格感染力的人物，在国际公关战中注定处于下风。这一点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中看得很清楚。国际政坛上，政治家可能会计较利益，但普通民众的判断标准要简单得多：有魅力的人是好人好人的敌人经常就会被认为是坏人。
    这种西藏想象也是户外运动爱好者、越野爱好者、驴友们的重要精神支柱。其实和都市病有关，可以概括为“阳光和荒原的诱惑”。西藏的天很蓝，但其实陕北的天一样也很蓝，澳大利亚或者撒哈拉的天也很蓝。不！西藏迷们一定会坚持说，西藏的天才是最蓝的。这种信念里面混杂着原始崇拜、人类学意识、国家地理情结……但更主要的是对自己周边的城市生活的不满。北京上海的白领妹妹和男朋友吵架，一张机票飞到拉萨，在玛吉阿米酒吧一坐，对面的白人小伙子端着青稞酒过来搭讪……拉萨、丽江、加德满都或者印度的瓦拉纳西，成了世界上最好的艳遇之城，一夜情圣地。回到都市生活中纷纷宣称自己大彻大悟身心解脱----脖子上一挂着一串八角街上买来的假天珠。在内地人那里，西藏，已经和古琴、昆曲、瑜伽、798、法语等事物一起成为小资六大俗。
    另一套关于西藏的故事，是残酷得多的。泥石流、塌方、修车、枪支、暴力事件……贫困、殖民史、地方官员的腐败、商人的欺诈……
    多年前，我也是前一种西藏想象的信奉者。满怀浪漫来到西藏。1993年，我走进布达拉宫里面的某一世达赖喇嘛灵塔的殿堂的时候，众人都捧着哈达献给灵塔，而我两手空空。那个看管殿堂的喇嘛招手把我叫过去，爬上灵塔解下一条哈达披在我身上。把一个胸前挂着Linhof照相机的老外看得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在山南一夜之间出了两次车祸。卡车从山路上跌下二三十米，被一棵小树顶着没有摔进雅鲁藏布江里面，同车的两个拿着广东假身份证的香港人（那时候拿着内地身份证旅行比较省钱）腾空而起撞在我身上，全都脑震荡，而我居然分毫无损。附近村落的藏民敲锣来救人。那时候我坚信正是这条从布达拉宫的灵塔上接下来的哈达佑护了我。1991年在夏鲁寺附近，已经步行了20公里的我被一群藏族人叫上拖拉机，和他们一起去找巫医算命，拉到林卡里面喝的烂醉，再拉到某个男女公浴的地方洗温泉，在人家家里住了一夜。那时我深信自己天生和藏族有缘，我既不害怕他们，他们也总是接纳我。我甚至怀疑自己前世应该是这里的一个僧人。关于藏传佛教的所有传奇，我全都相信。
    同时，后一种西藏现实强硬地撞上来。91年，在一辆长途公共汽车上，除了我满车都是藏人。司机不断地把车开上小山顶，寻找辨认着哪里才是公路。汽车趟过很多条浅浅的小河，来到一座兵营门口问路。兵站里是寂寞艰苦压抑的四川兵。那个拿枪的门卫解下皮带，抽在问路的司机身上。那个司机温顺地退回车上，把车开走。终于找到路的时候，他回过身，对满车的人说：“这些强盗”。车上的人老人们都没有作声。一片沉默。一个多小时后，汽车攀过满是经幡的山口，车内忽然爆发出赞经的声音。人们拉开车窗，把早就准备好的印着经文的小纸片向窗外撒去……也是91年，我在江孜白居寺的后山遇到一个叫麦克的英国青年。我带他到解放军的兵站住宿。这家伙兴奋得睡不着觉。这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站（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允许让老外住兵站）他连夜端着相机要出去拍照。我连忙摁住警告他小心被当作间谍抓起来。等我回到拉萨的时候，已经离去的他在“亚”旅馆里给我留了一本英文版的《1984》……1993年，在古格王国所在的扎达县城，因为来了一个我这么一个大学生，全县的几个文化人都聚在一起通宵喝酒，他们分别是藏族的宗教局长、民政局长、副县长和汉族的公安局长。那位公安局长是个已经完全藏化了的山东汉子。无比崇拜藏族文化。听到读过书的藏族宗教局长争论说汉字的历史比藏文要悠久，大怒。进里屋拔了手枪出来，我为了拦他，把他的毛衣扯烂了……在古格，我遇见拿着一根大竹筒当乐器要去神山脚下吹奏的英国音乐家，也遇见过三个奇怪的欧洲中年年妇女。她们戴着间谍级别的录音设备，录天上老鹰飞的声音、一公里外的帐篷中藏民说话时的喘气。她们不住旅馆，用睡袋住在野外，每人带一把柴刀防身。她们进古格王国根本不买票，而是夜里用软梯爬进去，拍个够。不知道有没有偷东西……我因为结识了民政局长，是他们派了北京吉普（我付钱）去古格的，这样就只好花十块钱门票。其实据说最好的办法是给看门老头卖几瓶啤酒，他会把整串钥匙交给你。……这三个洋女人求我帮她们找回去的车，结果邮局的车拉了一整车的藏民，经过她们野外露宿的地方，本来说好停车搭她们的，司机一看是三个老外，不肯停一踩油门加速，我只能丢给她们一包馒头……从拉萨来阿里的车，是我在阿里驻拉萨办事处找到的。某局长来拉萨开会要回去。我找到藏族局长，和他喝酒。每喝一杯唱一首歌。他唱藏语歌，我唱唐朝乐队的歌。大醉之后他搂着我说：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了。因为这场大醉，明天早上出发又变成了明天晚上出发了……在狮泉河，人们对死亡有着惊人的乐观。汽车坏在路上是家常便饭，那叫做当“团长”了。有了受了伤，就叫当师长了，如果那个哥们死了，就叫当司令了。最夸张的说法是，因为太危险，经常有去无回，所以谁要是一出远门，他的老婆就由哥们自动接管使用了---这我并不太相信。
   那个时候，离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牺牲还有一年，离英雄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被偷猎者枪杀还只剩两个月18天。我离开阿里下新疆那天是1993年10月1日。我当然并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见过了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是在师专或民族学院读过书的藏族人，信任科学知识和现代生活，但是也爱自己的民族。或许是政府官员，或许是共产党员，同时兼佛教徒。藏传佛教信仰在文革破坏之后恢复了。但是同时现代化进程也开始了。为了平衡各种信念，他们最喜欢在家里挂的一张照片是50年代达赖和班禅喇嘛在北京和毛主席的合影。那张照片里面毛坐在中间，两边是年轻的达赖和班禅，再往外的左右是刘少奇和周恩来。
我当时遇见的这些人可能年龄比我大几岁，刘鉴强书中的主角嘎玛、扎多则应该是我的同龄人。索南达杰则是这一代现代西藏精英的兄长。我从那时候遇见这样的人之后，就无法停留在第一种，那种过于一厢情愿的香格里拉想象了。《天珠》把他们拉回来。书里那些人我似乎都见过。或者今后将会结识。我想起炉霍的县长、杨宏，想起拉萨的嘎德、根敦群培画廊的朋友们。真想尽快再去看他们。和外来者浪漫化神秘化的“冈底斯的诱惑”的故事不同，他们在这里有乡人、族人和自己的上师，但是他们必须带着自己的族人面对现代生活。找出路，怀着记忆，调整着目标，忍受着不适和困顿，经受着诱惑。
    因此，书中像木梭和仁青这样的现代修行者的角色，就分外重要。
    藏传佛教的力量，在西藏被神秘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能和西藏的自然风光在人们心中所唤起的崇高感所起的作用可以平分秋色。像我这种不参与修行行动的人，谈论事情的真假总归不是从感受出发，总归是肤浅的。在和西藏接触的第一阶段，我对密法、转世之类是深信不疑的。然而事实上随着进一步阅读历史，你又不得不生疑。藏学出版社那套彩色封皮的早期外国人进入西藏的书，记载了政教合一体系中政治力量的重要作用，这是殖民史的珍贵文献，很大程度上有破除迷信和幻想的作用。汉人修习藏密成就最高的是邢肃芝，学到了拉然巴格西的最高学位，据说受过六百多种密法灌顶，会隐身术、穿墙术多种神通。然而他学到这种境界的时候所作的最重要的事情居然是去找蒋介石，建议国民政府在拉萨建立小学，并自己出任校长，以便和英国人办的小学争夺西藏的下一代。看上去像他这样真正深入其中的人，还是回到现代政治的需求，这也让人怀疑那一整套神怪叙事。昌都战役的时候，阿沛阿旺晋美组织喇嘛们念经也没有诅咒死西南野战军，结果被活捉。就像当年的藏军根本抵御不了英国人的火炮。这些历史都使藏教很核心的一部分叙事显得像是笑话。
    但是同时又有大量证据表明确实有现代科学不能解释的事实。像《天珠》书中讲到的女活佛虹化，像香曲多杰未经学习成为藏医高手之类的事情。我虽然自己没有亲眼所见，但绝对相信书中人的人格的诚实。温普林曾经也对我说虹化绝对确有其事，我也绝对相信温老大人格的诚实。一个这么漫长的历史，无数代智力卓绝人品高尚的人衣钵相继，绝不可能是大家说好了一起来维持一个骗局----说好了也维持不了，总会有人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孩子一样说出真相，哪怕只是为了出风头。所以，绝不可能不是真的。一定有可以验证的事实支撑着整套体系。我虽然没有亲证，通过推理也能相信。邢肃芝当完他的小学校长，晚年在美国也一样在收徒弟传播藏教。可是，跟顿群培的反叛又是怎么会事？木梭和仁青的疑惑与坚信之间又是怎么回事？
    当然，大家都知道神通只是副产品，不应该重点强调。藏传佛教和别的佛教分支一样更重要的是心灵平静和解脱的抚慰技术。但是它的独特魅力很大程度上恰恰又是特殊的这一部分。今天我的判断是：看起来，首先，通过明心见性达到身心解脱无畏无求的自身境界肯定是无疑的，别的佛教分支也一样在做这样的事。通过禅观修练激发出某种现代科学还不能解释的人类潜能，示现为神通，也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像香曲多杰，读书不多，从没有接受医学训练，但是通过修练掌握了某种生命规律，居然就能成为神医，治好很多人的病。我只好把它理解成某种另类的知识获取方式---让自己和规律接通。第三，这种神通被夸大、被政治需要改造成为神话和骗局的事实也是存在的。相信这种力量能够抵御现代化的入侵，显然是夸张的。这种夸张已经被现代化的历史所否定。虽然在国际政治语境中依然还在发生着影响力。
   木梭和仁青之类的现代修行者，只要是真正的修行者，一定是坚守在第一条，倾向于相信但是不轻言第二条。但令人痛苦的却是第三条。愿意把传统教法在现代生活中的能力夸大为“刀枪不入”的，在民众中大有人在。清醒的人却知道一些大成就者的个人潜能的激发，比起现代化的暴力，比起人的贪欲来说，是太无能为力了。现实问题要严酷得多。
    《天珠》中的这些现代藏族精英，和我认识的同一类人一样，深知“藏族传统文化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汉族人，而是全球性的商业化”（天珠王嘎玛语）。汉族的文化也一样在面临这种全球性商业化的威胁。藏族人不穿藏装，穿上的其实也不是汉装，而是西装。以保护文化的名义回归传统是很困难的----天珠王试图论证喜马拉雅古象雄文明是印度、波斯、两河流域古文明的起源----其实有点疯狂。《天珠》中以索南达杰这样的英雄人物开路，扯开一条新思路，比起文化保护主义的思路要意义深远。
    因为这条思路同时接受了伟大传统的珍贵和伟大传统的无能为力。接受了现代化的现实也深知现代化的痛苦。或者说，它就是从现代政治和经济行为的痛苦经验中滋长出来的。从这种痛苦经验出发它开始重新理解西藏文化在现代世界中可能具有的价值。这是重新发现，更是崭新的建构。它和强词夺理的夸张传统的现代价值的上述第三种认识绝然不同。而它所面对的恰恰是紧迫的全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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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uzhijie.com/blog/default.asp?id=411 admin http://www.qiuzhijie.com/blog/ q666@263.net 2010-01-21T17:00:38+08:00 2010-01-21T17:00:38+08:00

洋务派的言论都是论战性的。细察李鸿章的这些折子，每一封都有具体的假想敌。假想敌们通常有两类：一类是从经济条件入手，说搞洋务建工厂开煤矿修铁路建舰队这事情要花好多钱，政府拿不出这些钱来。遇上这类纠缠，前期是用国家安全来威胁中央政府，到了太平军剿灭，和外国的关系进入相对平稳的阶段，不能再用国家安全来说事儿的时候，洋务派的办法基本上都是搞特区：我在我的地盘上先搞总可以吧。我自己想办法弄钱。顽固派的另一类反对，则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诬蔑建造铁路、架设电线为破坏祖宗之法，诬蔑主张者为“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斗争最为激烈的就是关于是否建造铁路的全国性的大争论和架设电线制争论。
工部给事中陈彝提出：电线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中国人重视入土为安，朝地下埋电线杆，惊扰先人，子孙心何以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籍使中国之民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

架设电线，就是不忠不孝，陈彝的论证完美地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不去从技术层面上论证中国社会进步的需要，先问“姓什么”，先进行政治表态，或许出发点并不坏，结果一定是坏的，这就是“爱国贼”。爱国贼们最喜欢做的就是凡事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凡意识形态化，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
在修造铁路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李鸿章在光绪六年十二月上《妥议铁路事宜折》，不得不一开始就论证修建铁路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中国生民之处，九州万国自为风气，虽数百里内，有隔阂不相通者。圣人既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这里引用易经系辞，把修铁路比附为古圣人的舟楫之利。实在是多余的意识形态自卫。但是不自卫却奈何！反对派更是提出修铁路是追逐利益，不算中国传统；修铁路有利于洋兵长驱直入地侵略……一干理由。终于使铁路之议搁浅。爱国贼们高喊的是民族主义，捍卫传统和正义。凡事都先问“姓什么”。“姓什么”往往是意识形态禁区，通过表态占据了道德优势，最后完成打击。三十年前，中国改革之初，情形也大抵相似。民族主义，道德表态，泛意识形态化，是古往今来爱国贼们的共同特点，其基础则是无知的激情。醇亲王也曾经“习闻陈言，尝持偏论”，反对修建铁路。等到他经过中法战争，亲自来到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

李鸿章早在同治四年就认识到，爱国贼的养成，是来自科举制的土壤：““西洋各国兵饷足，器械精，专以富强取胜，而中国虚弱至此，士大夫习为章句帖括，辄嚣嚣然以经术自鸣，攻讦相尚，尊君庇民一切实政，漠不深究”。”遇到干实事的人，看你到理财，就说你是为了牟利。看到你治兵，就说你谋势。“颠倒是非，混淆名实”“论事则务从苛刻，任事则竞趋巧伪，一有警变，张皇失措，俗儒之流弊，人才之败坏，由此之最可忧”。“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清流派用儒家义理的“是非”攻击洋务派的“利害”，本属观念之争而已。但是因为科举制的考试内容长期以来只是八股文，并不构成知识基础。落到具体事务上，本来就严重的道德主义倾向和对生活常识的无知搅和在一起，成就了充分义愤填膺充满道德责任感正义感，却对改变现实无能为力的爱国贼水准。这种对于道德表态的盲目推崇，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很快就要导向义和团。同样出身于科举，张居正李鸿章之类的人却能超越八股化的道德文章，原因正是因为他们由话语的言说进入了做事的层面。做事情不得不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把姓资姓社之类的意识形态表态先当作黑猫白猫，慢慢地也就养成了放弃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了。不争论，不折腾。盖因为“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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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uzhijie.com/blog/default.asp?id=410 admin http://www.qiuzhijie.com/blog/ q666@263.net 2010-01-18T12:22:44+08:00 2010-01-18T12:22:44+08:00

8.1 人权与人的概念
人权的概念今天已经宗教化，变成了信念。人权政治是今天的新的意识形态斗争。但是它是基于西方的人权概念。对之的反驳策略：文化相对论，并不成立。
但是，事实上，所谓的优化了的人权概念，既然不同于欧美人权概念，就依然还是会被欧美人权话语阐释成一种文化相对性。赵的意思是，不要去借用文化相对性，而应该直接谈论：对人权的理解本该如此，甚至于欧美人也应该这么理解才对。
人权理论不能建立在对“个人/主体”的迷信上。事实上，人权是用来限制个人自由的边界的。只有在人际关系中才出现政治问题。只有限制个人的边界才限制了他人的侵犯，保护他人的权益，也才保护了个人自己。他人和个人互相依存。
个人存在，但其权利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而是在由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才谈及权利。“人权是对他人的责任，而不是自己的特权。”“如果没有他人的承认，权利就没有正当性”。也就是说，人权绝不是“天赋”的，“天赋人权”等于把人说成动物，只要有生命迹象就天赋地有人权，这很自然地会延伸到动物权利。这其实是贬低人权。每个人的人权，应该是他对他人的贡献的收益。寄生虫没有白吃的人权。（这个说法如何解释“儿童权利”？）“权利的最终意义是资格”，在通常情况下，人们获得的是“与他人相处”的权利，但必须作出的是不对他人做什么的的承诺。这完全不同于“天赋人权”。“天赋人权”—“注册条件太低但是要求又太高”，它要求生下来就有，终生不被剥夺，甚至要求高于公正。所以：
“人权是公正的相互关系所允许的个人自由和权益空间，而不是个人所要求的自由和权益空间”。
真理是：事情是什么样的，就说成什么样的。
公正是：如此这般的付出，得到了如此这般的回报。（所以平均主义很不公正，多劳多得才是公正。而天赋人权等于不劳而获。）
“预付人权”---这个概念解决了我前面关于“儿童权利”的质疑。未成年人之所以被保护，是因为我们预付给他们人权。他们必须用今后的贡献来偿还。“预付人权”是一个天才的概念！明显地优于“天赋人权”。8.2 文化冲突与对话的期望值
文化和文明的差异。文化的分析坐标。赵用“新/旧”似乎有问题。雅/俗、精/粗、甚至与”多/少”都可能作为文化的坐标。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不同，经济资源被分享就减少，文化资源越被共享就越有价值。
对话的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求和。“普世价值”却是“求真”居多。
价值观的关键因素是价值排序
人们再不喜欢的坏事上有较多共识，对于好事却较少共识。
由理解无法推出接受。但在文化对话中，重要的是接受。“政治正确”只是理解。其实是冷漠和歧视。
对话的过程不应该抱着追求真理的心态。价值观冲突并不是真理和谬误之别。如果错位第一位是在追求真理，就绝不会有让步和接受。自以为拥有真理的一方显然不会让步---而对方也同样自以为拥有真理。
它者是我与之交心的人。
真理问题和幸福问题。二者既要分开，也是相连的。
8.3 世界之治  

7.6  扁平化的正义
古典的正义概念-对称性正义-只能保正后续行为的正义，不能保证初始行为。
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其实无法论证合作的必定发生。罗尔斯假设无知之幕下人们为了规避风险会自动选择捍卫个人自由和照顾弱者，其实不然。1）人们还有可能选择有难同当的集体主义策略。2）或者平均主义。而平均主义并不公平。3）或者古典正义：多劳多得。
罗尔斯假设人们都把安全视为第一需要（引入需要的价值排序这已经是在制造困难）。
平均主义策略与正义无关，而是购买不利人群犯上作乱的动力/无知之幕总要消失，消失之后人们的后续行为，回到真实生活，人们会调整自己的选择和策略，总会在新的条件下中心讨价还价，原有的契约实际上必然被解构。无知之幕其实完全是多余的假设。生活不是这样的，这样的理论有什么意义？“不能把最坏可能性考虑进来的社会分析模型都是无效的”—简明扼要。----精准。

7.7国家\国际和世界
前现代国家没有明确的国界，生活在帝国边陲的人们的“国家认同”应该是很随意的。----或者说，那时候，国家还没有把世界瓜分为“国际”，在国家和国家“之际”，还存在着大量的游移不确定的空间。其实，相应地在国家内部也一样如此。躲进终南山采薇，也就离开了国家的控制。林和靖甚至于住在离市区不远的西湖孤山，也可以算是隐者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了一种国际政治。主权国家的概念也同时产生。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虽然不同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但基本上还是一种准霍布斯状态。----主权国家内部，像终南山或者西湖孤山这样的隐居之地消失了。国家主权的意识对于国家内的每个个人而言也变得更加事关重大。国家利益成为个人利益的一部分。但是很重要的变化发生了，个人由独对天地的个人变成了归属于某个国家的个人。
而国际政治的关系仿造个体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之后，却存在巨大问题：身体有自然边界，国家之间的自然边界却不清晰或者说不稳定。确立权利的边界也就更加困难。更难于判断何种选择是理性选择。
世界理论的四种资源：罗马帝国的万民法，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周的天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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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本身并不是一种理想或者核心价值，而只是一种技术手段。作为技术手段，可以用于为善，也同样可以用于为恶。那便成为多数人的暴政。
作为技术手段，民主自身并不保证正当性。以众暴寡和以强凌弱都是暴力。都不是公正。也并不能保证自由。保证自由的是法治而不是民主。
作为技术手段，民主的优势在于相对安全。作为技术手段，用程序合法性取代了政治正当性。人民进行选择，这是程序合法的，但是选择是否愚蠢和错误，民主并不能保证，人民只能自己承担责任。这成功地回避了对于政治正当性的追问。
作为反抗少数人的暴政的政治工具，一定蜕变成多数人的暴政。所以，民主必须由法治和自由来确保其选择的正当性。--兼容民主
社会共同体的问题：通常总是不完美的。
全体一致规则的问题则是：好事都做不成，不会允许任何变化，坏事都难于改变

有多种意见的时候，如果可以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价值判断自身就能决定选择的优劣。如果多数人足够明智，多数人的选择（也就是民主的选择）和价值判断吻合。但如果多数人并不明智，或者被蒙蔽和煽动，多数人的选择背离价值判断，民主就成为多数人的暴政。民主作为形式自身并不能保证选择是有价值的。在有多种意见而又确实无法明确地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民主义多为胜，是打破意见分歧的僵局的合理手段。所以，民主的主要功能是中介分歧，形成公共选择。
民主制度必须确保输家与赢家进行合作的收益明显大于不合作的收益。
投票规则悖论。
公议制度的价值。只注重投票不注重公议的现代民主是因为受到平等观念的影响。

公议制度的自身困难：广场同时也是意见的市场。市场上，真理知识和理性分析注定不如花言巧语、欺骗和宣传有效。原因是：花言巧语好听，真理不好听，理性分析枯燥，不好懂---所以真理和知识的市场竞争力比不上花言巧语---这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鄙视民主制的主要原因
为防止民主丛林强权，公议民主不能采取投票原则，因为很多人支持一种意见和仅有一个人持有的一种意见，都只是意见。人数并非一种思想是否正确的变量。
如果不以人数计算，如何比较意见的优劣？逻辑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最大的困境是在于，一种关于未来的方案的好坏是未来才知道的事情。
公议中追求最大兼容原则，投票中追求最小伤害原则。


人们通过政治去研究坏世界，而通过道德去想象好世界……假如存在极乐世界，一定没有历史，一定非常无聊。
政治哲学：核心问题是权力和权益。在一个如此坏的世界中如何发展出某种制度来保证可以接受的生活。
伦理学核心问题是幸福。
无立场：道理本身必须无矛盾，但道理之间必然互相矛盾---这一阶段，对智力的推崇要求他追求道理的自洽，但是允许道理和道理之间互相矛盾，就变成只讲小道理，不讲大道理。从而不可能通过道理获得幸福。希望到未来的阶段，他会开始追求统一的道理。

1，    政治的发生1.1 初始游戏：
霍布斯各自为战的丛林战争，原子式个人
荀子—合作是冲突的起因。共存是各自存在的前提
罗尔斯--无知之幕
艾克斯罗德：人性人，学习优势策略
荀子-霍布斯升级版：1博弈者谋利，2理性，3了解他人，4学习能力
互相学习优势策略，直到普遍的策略模仿，发展成稳定的制度
1.2第一代初始政治问题
追求安全，扩大自己人的范围，就必须承认它者的平等或某种值得尊重的地位。第一个政治问题：如何化敌为友，----可以说，社会化首先是生存需要，战争的性价比低于合作的时候，人们才选择共存。
通婚、联盟，不足扩大，如何公正的问题出现。其实是如何被认为公正，不公正才是真实情况。----为了保证共存，必须开始追求合法化。 公正是初级的合法化，心灵认同是下一步
英雄暴力--圣人和智慧--制度与理性
心灵认同，精神生活的共享性：宗教，绝地通天-天主教
社会的制度化形式，不一定是国家。中国的治乱模式

2.城邦、民众和广场
2.1 哲学也是城邦的产物。因为哲学的形式是政治性的。---没有社会之前，自然哲学思索自然，达到一个想象之后就不会发展。所以无所谓对错。所以说是美学性的。在城邦中 才处理 公共事务。
2.2远古的公共评议制度---赵 给解释称远古时代特权带来的好处不足于使意志崩溃， 这个解释有点心理主义，太猜测。欲望的指标恐怕有点特权也会去追求的。我也猜测，我认为这和人群不大，监督容易进行，禅让的美德会得到明显的回报有关。事实证明希腊城邦就是有人数限制的。
希腊民主的模式 ： 复合式民主，抽签 和 现代选举的比较。真正平等，军事专业例外。
现代民主： 名义上的平等不等于实质上的平等。少数人没有实质机会。民主的目的
公众民主成为公众损害自己的选择，公众受煽动，公众的知识局限做出错误选择，民主的目的和民主的形式的脱节 ”
2.3 广场 比赛在同众人之间进行，意见，话语之争 –修辞术-辩证法-理性的公共领域那个三
2.4 修次术与辩证法
-修次术致力于煽动，从公共前提出发，先收买人心—使用三段论-使用打动人的比喻和暗喻
-辩证法-对话理性-反驳而不是论证，逻辑-把语言政治活动变为知识活动。
民主的目的不仅是“人民来选择”，而是“人民能选择对人民有利的选择”-可是人民知识有限，被蛊惑，做不出正确判断—真正的民主必须建立一个保证人民作出有利于自己选择的制度，这就是公共领域。---这个说法有点危险。
人们只能选择他们能理解的东西，而不是他们不能理解但更好的东西。

3 最好的国家
3.1 西方国家政治以城邦为原型，城邦内是政治人，城邦外非神即兽，不是政治对象—城邦、国家外是霍布斯的丛林原则。
以平等解释公正—意见多数胜出（支持率）-民主制度的平等，把不同意见平等，事实上造成低劣事物的生长优势---平等和宽容有利于低劣事物—人性条件不满足民主条件
柏拉图对民主制的批评-政治退化--公正才是国家原则，公正不能被平等取代。
3.2 理想的意义不在于能够实现，而在于告诉你现实有多糟糕。
   礼崩乐坏和柏拉图的担心--文化败坏是政治问题-文化是价值的最后保证。
   “是”逻辑地蕴含了“应该是”
柏拉图理想国和儒家一样都是上智统治下愚

4 从世界问题开始的天下政治
4.1 天下体系尚未理论化
周如何以小治大，以一治众---不靠强力靠信誉，提出世界治理的问题—周的特殊性（人口少，实力有限）是世界成为国家的前提“世界之治成为一国之治的毕要条件”---是否可以补充地理决定论，中国地理的特殊性。季风气候和河流问题对“相关性”不断进行提示：“黔首本骨肉，天下本比邻。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
4.2 天下座位饱满的政治概念—地理、民心、“有制度的世界”--天下治理 全方位政治 政治正当性。
黄宗羲：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顾炎武：异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4.3 无外原则 –它者是还没有加入天下共同体而已，并非“不共戴天”，远近亲疏，它者就是较远而已，甚至远到了蛮夷，也依然不是敌人—蒙古和满清成为正统
4.4 天命民心  用民心向背证明德治的政治正当性 以脚投票比以手投票真实---可是人民被煽动而作出错误选择的情况呢？这里面是否已经埋下了“成王败寇”的事后判断的逻辑？
为了证明“民心”值得依赖，就需要理性或者普遍人情作为依托。于是儒家方案出台。道德改造民心。---孟子却把问题简单化了，用性善论，民心和治理者的矛盾自然消失，就不用进行精细的制度设计了。
4.5 治乱兴亡的制度问题
制度设计的目的是“治”：1）如何使合作最大化和冲突最小化。2）如何建立社会信任
礼乐治心
4.6 德策略和和策略 co-existence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和而不同的叙述：多样性是天经地义的
4.7 天下思维的方法论    从上往下推，而不是从个人推到国家，从国家就无法推到世界制度。天下-国-家的推导能保证政治覆盖的有效性，反过来由家推出国和天下是到的推导，却存在困难。儒家“推爱”无法在道德上避免自私。于是出现墨子“兼爱”

5 治乱
5.1 好制度与坏人性   周的天下制度中，德没有力的保证，也没有建立起天下经济和天下社会，只是一个天下政治，因此对付不了坏人性。周的失败引发诸子百家的大思考。思考的核心是如何克服乱世。
5.2 政治的伦理学转向  儒学批判
孔子把周的政治设置之一的“礼治”夸大为政治的根本，（周是刑政礼乐并用的），这导致了政治思想的伦理学转向。--这一部分似乎与上一章最后一小节讲到周的失败的时候相矛盾。
周思想中重视政治赏罚公平和经济上人民利益的最大化，礼乐只是其中之一。孔子强调习礼，把人做成一定模式，剥除思考能力。这埋下了反智的根子
推爱无法覆盖整个社会，榜样无法面对巨大利益，德与利无法统一。
5.3 无为而治的自然主义  老子学说的批判
消除可追求的，无为和最小政府的差别
5.4 法治与制度的可信性  法家学说的批判
从管子到商鞍对伦理的保留程度的不同
有制度新人就够了，制度的优点是什么并不重要。“令必行”，而“令”的内容是什么并不那么重要。---那么，当然也可以是儒家的道德要求。这恐怕是后代发生的更实际的情况。
以礼入法之后，儒法之争在制度上就不那么重要了。--立法一体化的历史遗憾是礼大于法，如果是法大于礼，恐怕就会向当地符合周政治。礼大于法之后，法的基础已经是教条主义的，也不是以公正作为基本支点了。
5.5 反政治的政治---秦灭六国统治问题--郡县制把天下变成了帝国，结束了天下体系
a帝国对于周边民族的关系不是天下关系，长城建立起内外之别。天下时代的华夷之辨和朝贡体系的区别，华夷之辨成为文野之分，远近变成了异己
b帝国是反世界的,统治的核心问题是内部问题,而不是外部关系，变封建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
c回避政治正当性，不涉及惠民，只谈论忠君，于是出现周文王悖论，革命的合法性失去，变为成王败寇
d帝国模式的两个支柱：官僚和科举
官僚与皇权、民权的双种斗争，皇帝在和官僚的斗争中处于天然劣势。皇帝必须一定程度上允许官僚弄权和腐败，堆砌斗争一旦太过分，等于统治的自杀---这部分论述很漂亮，理论上揭示了吴思所观察到的“潜规则”现象的必然性。
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但法家的权术成为心知肚明的实际应用规则---古来所说的“帝王术”，其实就是法家。阳明学提供的貌似是一条折中的道路。由良知出发，就已经背弃了儒家最重要的礼，从而也重新肯定个人的智力活动的价值。但是强调良知，则又可能不堕落为法家的权谋。
科举制 造成统治集团与精英集团的政治同盟，保证了长期统治。
但是科举以儒家知识为标准，成为观念复制。导致整个国家智力事业被摧毁。---少数绝顶精英能够经过科举摧残，保留实事求是和非教条主义的思考能力，比如张居正，但是无法独立地改变潜规则。


6 硬道理和软道理
6.1 强者是光荣的 自卫反击性的中华帝国和扩张性的罗马帝国有所不同。扩张性帝国的如下特征：
1）    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迷恋英雄主义达到美感的程度
2）    无论多强大的帝国都力有穷时。
3）    软实力和硬实力并用  英帝国开始不单纯迷恋无力的新思维，美帝国为集大成者
对暴力的指责无法进行道德判断，因为财富和权力归属经常难于明确，无从判断正义。“人们放弃暴力的真正理由是暴力策略的收益并没有如想象的那么好，而不是因为暴力是错误的”—妙语！
孟德斯鸠认为—罗马热衷于征服是因为共和政体。
罗马帝国的世界兴趣的误区：把外部看作有待征服的外部空间。这个周的“天下无外”差别巨大。罗马开创了一种单边主义的世界观
罗马帝国的几大贡献: 1 法治观念 2 军事帝国观念 3 共和国
罗马是一种“同”的霸业原则，全世界都必须变成罗马人。区别于周的“和策略”---罗马政治制度是成功的，成功就在于人们只考虑在这个制度内部进行竞争，而不怎么考虑改变这个制度。“人们忘记革命而只搞阴谋”-这一点和中华帝国晚期一样的？
6．2精神政治的四大发明：基督教也提出了一种精神的世界性要求—全世界都必须变成基督徒。异教徒就不是人。基督教不需要是真实的知识或真理，荒谬的文学虚构对于人生的痛苦来说也可以是真实的安慰。----这就像巫医一样会有医疗效果。
四大发明是：心灵管理、宣传、群众，绝对敌人，这些发明的目的是“再造心灵”—功能和儒家的礼教相似，礼教似乎更侧重身心兼修，由身体规训到达心灵再造。基督教则是由心制身。
心灵管理—主要的技术是忏悔。
宣传—美好的许诺，世界观和历史叙事，具有道德优势的形象设计，话语的无限重复。
群众—1群众不是团体；2群众“人同此心”，心灵高度一致；
绝对敌人—源自普世想象，“不和我相同的就是敌我的” 外部敌人和内部敌人，反正永远需要敌人。----其实，见解不同者不一定非要相遇，相遇也不一定非要不共戴天，所以绝对敌人来自普世性。--这一推论如果用在“民主”这个概念上。支持“民主”是“普世价值”的人，往往会认为不支持的人是异教徒，必须加以消灭。相反，搞独裁的人却往往并不认为别的国家也非要搞独裁不可——这真是一个悖论。
6.3 狐狸和狮子—分析马基雅维利主义
1）把道德和政治脱钩其实也是对于政治的误解。道德不等于政治，但是整治也绝非和道德无关。----马基雅维利主义还是把政治理解成了“统治”或者“控制”，但是政治不在于控制，在于造成“认可”。“认可”不是“同意”！ “同意”意味着想法一样了，本来一件相异的双方变成意见相同，那是因为其中一方对另一方进行了说服，有一方被消灭了。而“认可”则是经过互相了解和对话，双方并不导致相同，保持了相异但是不相争，找到了共存的条件。“认为对方可以存在”，或者“认为可行”，是曰“认可”。

7一切事物都有政治边界7.1 制造个人—个人和群众同时发明……自我人-经济人-主权人-政治人。
洛克认为保证个人自由最重要的条件是私有财产权，但是用劳动来解释私有财产是不足的。
7.2 权利为本— “天经地义”的自然权利概念的缺陷；“公共财产悲剧”；--私有财产权存在着正当性悲剧。
权利是个人的政治边界。现代社会以权利为本是功能性的，是为了对付权力的扩张。但是其实对付不了，需要法制保护，依法治保护权利，再以权利对抗权力。但法治的背后也是权力，因此现代社会的结构是“权力—权利—权力”
颠覆了“义务为本”；权利有扩张本能，造成“公共资源悲剧”；……霍布斯-洛克的制度设计没能考虑进最差情况—只有能对付最差情况才是普遍有效
如何证明权利的正当性？就需要积极义务。

7.3 被自由误导的自由：彻底的自由蕴含着选择做坏事的权利；苏格拉底的解释是因为无知而选择。但是真正的知识又和需要相联系。有意义的自由是一个政治概念。政治概念上的自由则是：“某人x摆脱了妨碍性条件y而做了选择Z”。这是从贡斯当到伯林的变化，伯林把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变成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但历史变迁变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在于人么极喜欢自由又喜欢权力！积极自由容易被暴政利用，那么人们为什么会被利用？是因为自己自由总有所追求。更理想主义。“即使强迫人做好事，这强迫本身也是坏的”。可是——
现代人既想成为个人也想成为主体。消极自由只是为了能够施展积极自由。拥有权利并不等于拥有自由。你有可以走进高档商场的权利（有时候甚至没有—“衣冠不整恕不接待”），不见得你有从那里买东西的自由！可是伯林认为，穷人即使穷死也有和富翁一样多的自由，这样自由就可以永远不用兑现。这样，这种自由并不能带给穷人好处，他会退出社会，自我保护—成为盗贼。而自我保护原则是自然法！自愿卖身为奴—自由的悖论，有饭吃了，有了更多的自由---那么自愿忍受暴政呢？
“不把兑现问题考虑在内，就会把自由搞成一个悖论”
有他人在场，自由的形式就发生了变化。权利就成为个人自由的边界。把伯林的概念转成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这个悖论才消失。你拥有某种权利不等于你能实现某种权利。而自由不是这样----不能说：“你拥有某种自由但是不能实现这种自由”。
自由需要民主，但民主未必保护自由
阿马蒂亚 森：“能力集”才是自由。霍尔姆斯和桑斯坦：“所有权利都是积极权利”。（《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所以，“无政府意味着无权利”。
权利也能够伤害权利。争夺公共空间之战。---日本人捕鲸的自由---“如果人类是理性的，必定即使自由主义者也是专制主义者，分别用来对己和对人”。
几乎所有的积极自由都有理由被说成是某种消极自由。----比如日本人捕鲸被认为是不能接受的积极自由。但是如果表述成“日本人应该拥有免于吃不到鲸鱼肉以及丧失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自由”，就成了一种消极自由。---所以，自由并不提供正当性，正当性由价值标准提供。
拥有一种权利就承诺了某种义务，承担了某种义务（作为成本）才能获得某种权利（作为收益）。这是积极义务。同时，权利不成为普遍权利便成为特权。你拥有某种权利便有义务尊重别人也拥有同样的权利。这是消极义务。义务为权利提供了正当性的保证。
7.4 革命的浪漫想象  ―――完全认同！　
警惕！！！：幻想有一种点石成金的标准思维
好的革命不强求用理想创造好社会，而是追求政治风险最小化的稳定制度变革
革命的首要问题不是革掉什么，而是“什么是不能革命的”

7.6  扁平化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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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uzhijie.com/blog/default.asp?id=408 admin http://www.qiuzhijie.com/blog/ q666@263.net 2010-01-11T11:54:57+08:00 2010-01-11T11:54:57+08:00

    出发的时候我们并非一无所知。2009年我们在月球上发现了水，我们用基因疗法治愈了两只猴子的色盲，伊拉克拍卖油田的买家之一是中国人，奥巴马当了总统，金融危机有所缓解，但哥本哈根大会变成一片争吵。流感在继续。今年，有些事情几乎是一定要发生的，比如说中国和日本GDP排名的互换，苹果公司的电子束阅读器，或者卡斯特罗同志的健康问题……这些事情都不会太让人意外。



    我想了一想，把支撑我们的历史的力量归结为5大类的因素。当然还可以再分得更细一点。但那样一来我们的表格就会太复杂。反而看不清大形势了。所以我归结出“科学与技术”、“能源和环境”、“经济与人口”、“政治与军事”、“文化与艺术”这五大类，这是构成我们的生活的五个主要面向。他们之间当然是互相重叠过渡的。科技问题过渡成能源问题，同时能源问题也是经济问题。而未来显而易见的，环境问题将成为最大的政治问题。特别是，科技问题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文化艺术，所以这个问题系列其实是一个环状的。但是表格中不易表现出来。




在更远的未来，也不是完全不可预测的，有些数据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可以根据目前的发展速率推算。比如，到2025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左右，而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82亿地球人中最多的族群，这数据来自每年都做出一些调整的联合国人口部门的研究。可信度相当高。再比如说，2040年天然气开采量超过石油，而在2080年达到峰值，这来自国际油气组织的预测，可信度也比较高。这样，我们能够过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坚实的支点，用他们来作出别的预测的基础。这些较为肯定、较为坚实的预测我在表格中用黑色字体表示。和它们联系紧密，可以较直接地推理出来的，我就用深蓝色字体表示。比如，世界人口量很大，而且老龄人口太多，劳动力和吃饭的人的比例变化了，就很有可能出现劳动力紧缺和进一步的粮食问题。然后，更间接一些的推理，比如既然出现粮食问题，势必会用转基因食品来满足粮食需求，就像中国多年前用杂交水稻提高粮食产量解决了吃饭问题一样。那么，如果海水淡化技术有大的突破，就应该有可能出现海洋农业。那么这个级别的推理我就用浅蓝色字体来表示。最不靠谱的最异想天开的猜测，我用最淡的淡蓝色字体表示。一般来说，那些黑色的字体是我们在不确定性的未来海洋中获得的最早的几块基石。越靠近确定的黑色的基点的颜色就越深。同时，李我们现在越近的，颜色也就越深。最遥远的2100年的事情，颜色就淡得几乎看不清了。



推理的时候，我设想的是卡尔波普尔“情景逻辑”的模型。所有的因素互相牵动，互相激发。作为现阶段行动主体的国家，被设想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理性的“经济人”，也是拥有一定的道德信念的“政治人”，此外，还是具有历史文化心理趋向的“文化人”。估计每个国家或者全人类可能采取的行动的时候，要综合地考虑人们的利益、信念和历史习俗。想错一步，后面就跟着歪了。实施上，不管是国家、个人还是全人类，都不见得完全按照理性、道德的原则行事，也时常背叛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所以，恰恰是卡尔波普尔，坚决地反对进行大规模的历史预测。我本来也并不喜欢预测未来的工作，好在我可以将这个星期的工作称之为艺术创作。
除了波普尔提出的类似于“测不准原理”的理由，我并不支持历史预测的科学性，还有另一个原因：我相信“愿望的力量”，也就是佛教传统里面的“愿力”。在任何预测中，除了理性的的考量，我们也很难不受到愿望的影响。同样，愿望也将影响到行动的积极程度，用心的周密程度从而影响事情的成败。因此，愿力也成为一种塑造世界的基本力量。同样的事情和同样的环境，有心理亢进程度意志坚定程度不同的人来进行，会有很不同的结果。人的愿望力量的大小作为一种变量进入历史进程的话，未来的历史就更加难于预测。



这张手绘的地图上，已经过去的2009年是最上面的一个半岛，最下面的是“2100岛”，中间的主要岛屿上，由上到下的街道是“2010街”、“2015街”、“2025街”……南北向的大道，则分别是“科技大道”、“能源大道”、“政治大道”等。这个城市地图中有很多纪念碑，人类人口达到一个整数的纪念碑。也有名人墓地。已经消失的事物，比如汽车，将出现“汽车时代博物馆”。



从我画的这张地图来看，能源危机显然被各国政府夸大了。目前石油的勘探还在进行中，全球石油的储量还在增加中。这还只是常规石油，从页岩、沥青中提炼的非常规石油，随着开采技术的进步也将加入这一储量。而天然气的运用将要超过石油。在天然气达到峰值之前，核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成熟是可以期待的。因此，问题倒不在于能源的枯竭，而在于排放。气候问题最后会成为政治问题。让我们想象这样的场景：

20世纪中叶的某一天，英国进行全民公决，人民要求政府采取气候干预措施，拦截英国上空由西向东运动的一片积雨云在英国境内制造降雨。此举导致法国境内农田干旱失去缓解的机会，引发了英法之间的外交争端……
水资源的争夺将成为严肃的政治争端的起因。因此我构想了中印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我在福冈亚洲艺术三年展《共再生》上展出的作品《救国水》已经涉及了这个问题……

在这个地图中，我最为大胆的预测是，如果海水淡化、风能和潮汐能开发、海洋养殖甚至海洋农业得到大的发展，海洋将成为人类生存的主要场所。向太空迁移的成本比向海洋迁移大得多。海洋占据地球面积的更大的部分，也是生命活动更广阔的空间。但历史上只有沿海地带的人民从中获取少量的生存资源。当人口增加到陆地难于支撑的程度，人类不向海洋迁移是难于想象的。这样，如果那时候国家还没有消失，那么国家的疆界将会向公海延伸，导致出现“海国时代”。而私有财产也将把海域包括在内。



20世纪人类发展道路的分歧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分歧。今天看来二者不是谁对谁错，谁胜谁负的问题，而是出现融合的趋势。二者互相吸收对方的优秀因素。所谓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不掩饰国家干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强调自由市场的调节。新社会主义运动一定会吸纳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专制化的历史教训，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于是过去的冷战双方甚至于政体上也可能会十分接近。但是人类将产生新的意识形态分歧。我认为只要将就两个问题展开争论：是否允许控制人口，以及对人类进行基因改造。
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危机有可能始终威胁人类。避免粮食危机，最直接的应对措施是发展转基因农作物，增加单位土地面积的农作物产量。可以预想，基因技术一旦可以用于把农产品变大，也同样可以用于改造人自身，把人体的粮食需求量变小（这已经有日本科学家很具体地提出研究计划）。甚至可以用于把人体改造成更耐受外太空射线或海洋生存环境的状态---要么你就必须控制人口。而在此之前，为了人类福祉，基因技术已经广泛地应用在医学领域，用于修复先天和后天的残疾。
鉴于对某些现存的宗教信念来说，人口控制和基因干预都是不能接受的。而对另一些文化来说，接受这一切将更少困难。因此，经过基因干预的人类可能被这些文化中的人视为非人类--这种分歧远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分歧要更敌对。所以我悲观地认为，未来的冷战将发生在这两种信念之间。在我的地图上，2080和2090海峡被一道“新冷战大桥”跨越。大桥两边是两大阵营：赞成人口控制和基因干预的阵营，以及他们的反对者。



地图中有趣的细节还有很多，比如我设想好莱坞将开始用化学手段“造梦”，看一部电影就是购买一套药丸，你甚至可以选择要体验电影中的那一个角色，一个药丸服用下去，你进入了体验……等你醒来的时候，你就等于走出了电影院……这种狂想说出了成功电影的毒品本质。
最可怕的想象是，如果基因技术能够修复我们的器官，就像一辆汽车，每个零部件都不再是出厂时的那个，已经完全被换过，你会觉得汽车还是那一辆车吗？如果克隆技术能够完整地复制你的身体的硬件，如果记忆存储和下载能够完整地复制你的软件。那么死亡将是不可能的。于是，唯一可能的死亡是拒绝被修复，或者故意销毁基因信息和大脑储存信息，那是唯一可能的死亡方式。故意销毁，在我们今天这叫做“自杀”。这使我对于我一直致力于进行的自杀干预工作产生了一丝不安……

21世纪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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