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现场
从今日开始,拒绝为任何人写艺评文章。我写和艺术有关的文字,本意是澄清思想,自我求助。免得被伪批评家伪装成学术的胡说八道弄晕了脑子---至今也还是这一目的。不意近年以来,约为画册画展作文者渐多。四方亲朋,多处设局。强我所难,百口莫辞。分身乏术,身心俱疲。兹有此告:今日之前之旧约,将尽快清账。自今日始,请诸方君子,好我恤我,勿开尊口,以免尴尬。强我为文者,即是陷我害我,侮我辱我。有欲再三相强者,请自行下载本段文字使用可矣!----邱志杰 2006.7.6

长期征集关于国际机场的故事

为创作互动多媒体作品《国际机场共和国》,我向各位朋友征集你自己过着你所听说过的人们在各种国际机场的经历,所见,所遇,感触,奇闻轶事都可以。您的故事将有可能作为音频出现在多媒体作品中。欢迎直接提供你本人讲述的音频。可发我邮箱 
世界各地的国际机场,在一个国家的海关和另一个国家的海关之间,创造了一个本质上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崭新的空间,同时,也在时区之间创造出一种新的时间经验。因此作者将这一空间与时间的独特存在命名为国际机场共和国。国际机场是面孔的盛宴,也是地方与全球经验、种族、文化、宗教、经济阶层相互混杂和交换的场所。它是个人的身份确认的场所,也是跨国公司进行商业竞赛的兵家必争之地。它是时尚的最大的窗口,也是孤独、团聚、等待、离别等永恒的人类情感重新发酵的场所。---邱志杰 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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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人尽其才


上两节的目的是破法执,下面这节的目的将是破我执。对总体艺术来说,真正严肃的命题不是关于作品的,而是关于人的命题。
在我的教室里面,如果学生和我说他的“自我”和“个性”,我会这么反问他:你今天所拥有的那个东西,也叫做“个性”吗?你的“个性”有多大?你的“个性”又有多新呢?
你有你独特的面相和掌纹,你有你独特的DNA组合,这些能不能称之为你的个性?不能。你丫是你爸爸的一个精子和你妈妈的一个卵子偶然的组合,慢慢长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固然有自己独一无二的DNA组合方式,可是一只猪也同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DNA的组合方式,它也是猪妈妈的卵子和猪爸爸的精子组合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和猪没什么两样。你以为是个性的这些东西动物同样拥有,你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只能叫做“本性”,或者干脆让我把话说得更难听一点,叫做“兽性”。除非你要承认猪也有个性,你说:当然啦。我说:不,我们不是这么使用“个性”这个词的。
然后我们成长、学习语言,我们开始陷入某个文化,具体到一个地区的文化,再具体到你的家庭的文化,你开始有了你独特的教育过程。所以你有了独特的知识构成,你开始有了一点不同于禽兽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开始获得了一点点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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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物尽其用


对现实进行观空,对物进行观空,只是前提。这样的前提是为了尽可能多可开发物的可能性,令我们能够轻松积极地从事“立有”的事业。
我们知道,眼前的物,只是将她的暂时的一面显现给了我们,其实我们对她的理解远未全面。一个物的物用,远未为我们所真正知晓。其实,今天的日常生活之物本身也是我们建构性行为的结果。浑然一体的天地,因为人的出现,始分出五行五色。物的类别多少,属性如何,其实和人的行为的精粗大有关系。蒙昧时代,一切金属皆以一个“金”字名之,惟待后来日用多样,百工渐分,乃分出五金,乃分出五金的不同属性。我们对既有的物性的了解,只是此前的人类行为要求到何种,才到达何种理解。人类行为远未完成,我们对于物性的了解便远未穷达。更进一步的人类行为,将进一步重塑物性。所以,我们必须在对她的使用中去实现她的可能的意义,是为物尽其用。只有物尽其用,才合于天地造物的本意。
天地间生出万物来。事前已设计好了如何使用它的多种可能性,我们日常所知的只是它最显见的那一种而已。它所具有的更多的可能性隐而未发,被日常的理解所蔽。这样,尽力去实现它可能具的可能性,就是在尽可能地实现天地所赋予万物的物性本身。正如人性应该不守约束地尽可能地伸展,物性同样应该得到充分的发展空间,穷其用以尽其性,是为物道主义
吾友吴山专君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改写《人权宣言》为《物权宣言》,旨意在此。在资本主义的物体系中,我们自以为对于物已经有充分的认知,我们忙于为诸物贴标签,下定义,其实都是在阉割万物的物性,其实是在对万物施暴。因此,吴山专用“九用”这个概念,比如桌子的九用,黄瓜的九用,吴的九用。当且仅当黄瓜可以九用的时候,黄瓜才可能是自由的和完整的,同时,使用黄瓜的吴山专才可能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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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何谓“现实”?


现实世界只是众多可能世界中得到实现了的一种。这个“实现”作为动词,揭示了“现实”这个名词的深意:“现实”即使已经存在的事物,更是有待“实现”的事物----今天的“现实”只是刚刚完成了的“实现”的结果。
我们的看,我们的见总是选择性的。我们常常选择少量的信息,大量的信息都没有显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之所以不去显现那些东西,这是富有意义的,是对的----我们不能让它都显现,否则我们就不能生存。比如世界上的颜色可分成无数种----电脑显示器里每个原色就有256种,再加以组合就有几十万种。然而生活中,我们只要大概知道赤、橙、黄、绿、青、蓝、紫就够了。我们不用把红绿灯的红分成几十种红几十种绿,这样就会出事。在交通信号中我们只需要红和绿。在一种特定的目的和范围下,我们的生存依赖于遗忘和忽略的能力。我们的生活对事物的接受保持在一个“常”的程度上,保持在一定的细分程度上。细分到一个程度上是适用的,太过细了我们就无法生活,无法交流了。
然而在另一些特定的目的和游戏中,我们要放弃这些个短期的目地,也就是这些日常的范畴,去进入世界的可能性内部。比如,在一些游戏中,我们致力于重新恢复人类对于色彩的敏感性。我们用变化多样的油画色彩或水墨晕化,来颠覆那些看惯了红绿灯和交通标线的眼睛的惰性;而不是用红绿灯和交通标线式的简单化,来无视油画和水墨画的丰富性。这样的丰富性,可能是我们本来就拥有,而为了现实需要渐渐放弃了、丧失了的;也可能是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去得到发展的。重新建立这样的丰富性,就是把事物从现实世界中重新带回可能世界中。
“现”是一个动词,“实”是需要通过一个“现”的动作才成其为“实”的。“现”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使之由不可见成为可见。当里尔克说:我们是不可见之物的蜜蜂,那就是说,我们是专事于“现实”的物种。当然,使不可见之物成为可见之物,由弥散性成为组织性,这个呈现本身也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是一个有所建立的过程。“呈现”是使事物聚合成形,成为现象,因此,现实本身也是一种实现的结果,这样一个名词本身也可以是动词性的。“现实”总是一个事件,并且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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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和我有关--- 6.1 识空立有


在日常语言中,我们为了沟通交流,必须形成对某个事物的固定看法和固定的说法。就如我们通常说:山就是山,桌子就是桌子----这些构成了我们的固有知识。有了固有知识,我们就有了佛教里面说的“知见障”----这个知识,会妨碍你去用一个更宽广的角度设想事物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要去做艺术品。通过把这些已经在现实生活中被锁定了确定的位置的事物转换成艺术品,就把这些事物重新放回了可能世界中去。可能世界理论的基本逻辑是:我们的现实世界只是无数的可能世界的一种,是广大丰富的可能世界中获得了实现了的一种。
事实是,我们总是会一再遗忘的这种现实世界之外的可能世界的存在。为什么需要有新的作品产生?正是因为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这种被遗忘了的可能性。艺术作品的出现,就像一次次的闹钟铃声,虽然人类的清醒实在是在维持不了多久。闹钟铃声响起之时,原本头绪分明的事物一时千头万绪,一切似乎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上。此刻,人变得异常敏感,事物的万种可能性喷薄而出,只有应接不暇的赞叹。然而闹钟响过之后一阵,人又要堕入昏沉。又会再次以为,身边的现实是唯一的选择。
清醒与昏沉原就如昼夜交替,只是那些黎明绝不自行到来,一定要鸡鸣来唤醒。难怪马丁海德格尔一定要把艺术说成是真理的确立。他笔下的真理,也不过就是那种清醒的状态。在真理状态之中,每个事物依着她所有的可能性而生存,每个事物都有机会成为她所应该成为的那样,每个事物都有机会去实现她所可以成为的那样。这些真理,这个比现实更广大的可能世界从未消失,只是经常并不显现,经常匿身于黑暗暧昧中,不是因为她的骄傲,只是因为我们视力太差。
所以,我们所做的貌似新鲜的东西,实际上只是把黑暗的可能世界的某些局部照亮,我们这个事件的可能性在逻辑上早就存在。海德格尔的文章《物》之中,他讲的是做一个陶壶的过程,或者是造一座桥的过程。其实这个过程在佛家那里早有一个精微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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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上节说道,在社会空间中工作,用社会空间来工作。社会空间不是我们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传统工作室,在社会空间中工作,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工作,故意在公共场所工作。公共空间和公共时间都有着它自身的规范,作品的介入将成为和这些规则与惯例之间的博弈。作品用自身的荒诞性证明了现实的空间界定和时间设定本身的荒诞性。证明现实的时空概念,在貌似理性的背后存在着的本质的非理性。制造问题现场,不但是用于折射社会心理,更是为了解构僵化的社会心理。
这样的公共时空,当然总是充满了他人的。只要我们在公共空间中工作,他人就总是在场的。夜晚空无一人的汽车站或天安门广场,他人依然在意识中在场。在一个公共时间展开的行为也同样定位着他人的在场。这个他人又总是复数的,即使只有一个人,作为创作时的意识对象,包含了他所将传播向的人群。所以,我们把他人的在场看作群众。
作品是要对他人生效的,追求有效性的艺术家,事实上必须自我进行他人化。即,站在他人的立场和条件上,来预测作品的生效,并凭借这些预测来不断地修正作品。他人是群众,因此,最好的艺术家是那种能够尽可能地预测群众的动态倾向的人。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左翼的艺术理解是:艺术首先要为大众服务,同时又不是媚俗地迎合大众,而是负有教育和提高大众的职责。总体艺术的理解是:我们将为大众提供的“服务”也许不是大众主观上愿意接受的。生活在理性的日常意识形态之中的群众,受到主流意识形态体系的麻醉力的空置,他们不会自发地反思他们所秉承的信念,当然也不会主动地寻求对这些信念的哪怕是暂时的终止和搁置。大众走进美术馆其实颇带有误会的成分:他们多数是抱着受教育和寻求愉悦的目的前来的。但他们将文明设定为传统的延续,他们理解的受教育更多地是已成型的观念的温习,而不是观念的改变----虽然那才真正是教育的本质。至于寻求愉悦,更是需要避免受挫感和焦虑感。注意,照我在上一章的分析,艺术感里面基本上是不包含愉悦感的。给人带来愉悦感的往往是艺术的遗体。我们不提供遗体,而提供必需加于直面的情景----我们的为大众服务是提供焦虑感、苏醒感等服务。这些感受对于群众来说主观上未必好受,所以就谈不上什么媚俗和迎合的问题。这些感觉如果如期出现,的确是对大众的教育,虽然这种教育未必让他们愉悦,却有助于他们的发展----他们的发展的前提首先是从他们所受控的意识形态那里解脱出来。剥除面具和身份之后,重新想想怎么过下去好。这种机缘,对于天真的意义上的人来说自然是一种提高的可能性。对于道学先生来说,也不妨是一种颓废。毕竟,我们的艺术理解和左翼思想者还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并不相信艺术是某种更为先进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对于我们来说,即将取代现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新的意识形态,未必就是更先进的。让人民摆脱老意识形态的枷锁,再用一种更先进的意识形态来麻醉人民,那人民不就是刚逃出狼爪又落入了虎口?艺术所能做的不是为任何意识形态作开路先锋,即使那个意识形态比当前的显得更正义或者更人性。艺术要做的是,在人们被一种意识形态麻翻之前,尽可能地延长他们清醒的时刻,尽可能地让他们多一些机会自由地思考和选择。以艺术的立场看来,这才是唯一的正义和人性,虽然这一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一个社会总需要一种秩序,不能大家都优柔寡断地不愿就范于主流意识形态。会有警察来逼你就范,而警察比艺术家强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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