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现场
从今日开始,拒绝为任何人写艺评文章。我写和艺术有关的文字,本意是澄清思想,自我求助。免得被伪批评家伪装成学术的胡说八道弄晕了脑子---至今也还是这一目的。不意近年以来,约为画册画展作文者渐多。四方亲朋,多处设局。强我所难,百口莫辞。分身乏术,身心俱疲。兹有此告:今日之前之旧约,将尽快清账。自今日始,请诸方君子,好我恤我,勿开尊口,以免尴尬。强我为文者,即是陷我害我,侮我辱我。有欲再三相强者,请自行下载本段文字使用可矣!----邱志杰 2006.7.6

长期征集关于国际机场的故事

为创作互动多媒体作品《国际机场共和国》,我向各位朋友征集你自己过着你所听说过的人们在各种国际机场的经历,所见,所遇,感触,奇闻轶事都可以。您的故事将有可能作为音频出现在多媒体作品中。欢迎直接提供你本人讲述的音频。可发我邮箱 
世界各地的国际机场,在一个国家的海关和另一个国家的海关之间,创造了一个本质上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崭新的空间,同时,也在时区之间创造出一种新的时间经验。因此作者将这一空间与时间的独特存在命名为国际机场共和国。国际机场是面孔的盛宴,也是地方与全球经验、种族、文化、宗教、经济阶层相互混杂和交换的场所。它是个人的身份确认的场所,也是跨国公司进行商业竞赛的兵家必争之地。它是时尚的最大的窗口,也是孤独、团聚、等待、离别等永恒的人类情感重新发酵的场所。---邱志杰 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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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对天地,卷入历史

     回答博客上的网友留言:“我曾拜读先生文章《批判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批判》,窃疑如下:在艺术等领域,不可说之物太多,言之凿凿固然以其纯理想姿态不可辩驳,然而究竟于真实之创造能否有帮助甚至不产生坏的影响?——因其立于观念的驳析而非生命之铿锵,作品难免为时代而时代,反而破不出境,显得小气。所以所谓学者型艺术究竟是否能成为现实?或者仅仅是现时代艺术家对自身心性无能为力的一种遁词?
这些是我个人疑惑,先生如予解答,不胜感激——我希望能够通过写作来给生命找一条出路,只是学微力寡,很多时候则信心不足……。”

    《批判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批判》是我1993年在杭州写的,1994年发表,到现在15年了,我的想法肯定有不少细节上的变化。不过回想起来,基本立论是“防左反右”,应该是不错的。艺术界的理论思路,一旦强调社会关怀、政治介入,就很容易把艺术工具化,功利化。纯粹用它的社会价值带取代艺术的独一无二的作用。这是左倾。所以我说艺术的应该进行一种形式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一旦强调艺术语言的试验性,又很容易被误解为纯粹语言游戏,忘掉语言批判自身应该也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行为。这是右倾。中国理论界的论争水准不高,经常会进行稻草人论证,滥用归谬法。也就是先把对方歪曲成不堪的极端理论,然后用左倾来批判右倾,用右倾来批判左倾。无聊而无效。那篇文章里面的观点,就曾经先后被歪曲成左倾和右倾,被歪曲成右倾的时候多。不过这样也好,中国几十年来的经验表明,左的危害总是比右的危害更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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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DLD研讨会


24日,今天晚上在犹太文化中心的巨大的晚宴是开幕晚宴,进门验看护照,寄存大衣,300个人挤在门厅里熙熙攘攘地说话。我从来都很佩服老外们对吵闹环境的耐受力。Hans和Johannes一直在介绍我和这样那样的人认识。
    坐定吃饭。我的左手边是德国著名的搞摄影的艺术家Tomas Demand,不苟言笑。我刚好几个月前在柏林看过他在新国家画廊的个展。是用纸片精心地复制树叶、家具等,于是照片中所有的物品表面都平整,平整得虚假和虚幻,造出一种特别冷漠的全人工环境的感觉。算是这一代比较好的摄影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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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鉴强《天珠》引发的回忆



    在机场买到这本书,在飞机上一口气看完了。看到索南达杰的悲苦,果然让人眼眶湿润。
    从环保角度去切入西藏现实,确实是把两种西藏叙事结合起来的好角度。关于西藏的两种故事一直是脱节的甚至是对立的。
    最流行的关于西藏的叙事,神秘雪域、虔诚信仰、与世无争、香格里拉的适度生存哲学、和平主义……基本上仍然是最主流的故事。统治着欧美世界的西藏想象,也一样统治着北京上海的西藏迷们的西藏想象。这种想象使达赖喇嘛的微笑成为全世界政治家中最有魅力的微笑之一,影响着国际政治判断的潜意识。中国政府中现在没有周恩来式的富有同等的人格感染力的人物,在国际公关战中注定处于下风。这一点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中看得很清楚。国际政坛上,政治家可能会计较利益,但普通民众的判断标准要简单得多:有魅力的人是好人好人的敌人经常就会被认为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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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中,李鸿章上的奏折很多。如同治三年春的《致总理衙门函》,第一次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同治四年8月的《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提出求强为目的的军事工业也可以民用,变为求富。 同治十年五月初九日和曾国藩联署的《论幼童出洋肆业函》,指出不但要学习器物之利,培养拥有新思想的新人才更是百年大计。在这些文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思想的进展。

洋务派的言论都是论战性的。细察李鸿章的这些折子,每一封都有具体的假想敌。假想敌们通常有两类:一类是从经济条件入手,说搞洋务建工厂开煤矿修铁路建舰队这事情要花好多钱,政府拿不出这些钱来。遇上这类纠缠,前期是用国家安全来威胁中央政府,到了太平军剿灭,和外国的关系进入相对平稳的阶段,不能再用国家安全来说事儿的时候,洋务派的办法基本上都是搞特区:我在我的地盘上先搞总可以吧。我自己想办法弄钱。顽固派的另一类反对,则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诬蔑建造铁路、架设电线为破坏祖宗之法,诬蔑主张者为“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斗争最为激烈的就是关于是否建造铁路的全国性的大争论和架设电线制争论。
工部给事中陈彝提出:电线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中国人重视入土为安,朝地下埋电线杆,惊扰先人,子孙心何以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籍使中国之民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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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球性到世界性
8.1 人权与人的概念
人权的概念今天已经宗教化,变成了信念。人权政治是今天的新的意识形态斗争。但是它是基于西方的人权概念。对之的反驳策略:文化相对论,并不成立。
但是,事实上,所谓的优化了的人权概念,既然不同于欧美人权概念,就依然还是会被欧美人权话语阐释成一种文化相对性。赵的意思是,不要去借用文化相对性,而应该直接谈论:对人权的理解本该如此,甚至于欧美人也应该这么理解才对。
人权理论不能建立在对“个人/主体”的迷信上。事实上,人权是用来限制个人自由的边界的。只有在人际关系中才出现政治问题。只有限制个人的边界才限制了他人的侵犯,保护他人的权益,也才保护了个人自己。他人和个人互相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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