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展览筹划始未

　　　　　　　　　　　　　　　　　　　　　　　　　　　　　　　　　　邱志杰 　　

　
　　九九年十二月八日，晚上两点多，忽然接到金锋和周啸虎从常州打来的电话，那头的声音己有醉意，说是他们正跟月星家居集团的副总黄辉喝酒，聊到高兴处，提议在上海他们新的家具城里搞一个当代艺术展，双方都很激动。他们在电话中一再强调了其场地之大，说是有十万平方米，四层楼，共享空间高达二十米。金锋激动地说钱没问题，少说弄他个四五十万，你赶快弄出个想法来跟老板谈就是了。
　　金锋他们之所以找上我们是因为他们对《后感性》那个展览的学术水平评价很高，再则是因为展览必须在上海搞，上海美术界"江湖"上的各路势力复杂，上海人历来看不起常州这种小地方，他们认为自己搞不定，必须我们去做事情才能成。此前上海连续有几次展览被封的事，传闻问题是出在内部。
　　当时顾振清正好在我家中，一起到外头吃宵夜，都觉得这个展览几乎没法做。场地实在太大，气聚不起来展厅效果会很惨淡，而如果做大型的作品则需要大笔的材料费，再多的钱也不够用。再则，我深知国内的艺术家在地下室、酒吧之类小型空间里展览习惯了，他们不但是因为没钱，主观上也根本就没有能力控制巨型的场地，他们的想象力己经习惯于小分割的场所。国外展厅中常见的巨型作品那是多年来被巨型的美术馆中堂给宠出来的。掌握大空间非需要大艺术家不可。我当时想到要回避这个场地空旷和材料费不足的问题除非以声音装置来做为展览的名目，这样就会空得有道理不露怯。而且厂方要求在一月三十日左右搞这个展览以配合他们的新家具城开业。是他们装修完成到开业之间一星期的空档，时间太紧了。
　　我们必须做出一份策划书出来去说服月星的老总丁某，我了解到这是一个由家具厂发展成产供销一体的企业，老板是木匠起家的丁氏三兄弟。一星期之后，我获得了"家"这个概念，我知道由这个概念出发可以引出一些说法说服老板投资展览，而且在将之进一步解析为器物、房屋和家庭等几个层次之后，艺术家有可能从多种角度进入。另外，我们觉得后感性展览之后艺术界好勇斗狠比酷成风，己经走到了另一种公式化的路子上去了。在这个时候以家为题做展览，是个提醒大家关心世俗生活的机会。而且由于拿了企业的钱，展览是不允许被查封的，展览被废对艺术家只是扫兴和白花布展经费的问题，对于居中起联系作用的人来说是对不起朋友，对于以后别的展览拉赞助则是致命的阴影。后感性可以很激进而地下，《家》这个展览却必须公开、合法、安全。出于这种考虑，也因为去上海与老板见面需要一个身份，我通过好友社科院哲学所的赵汀阳找到了中华美学学会，请他们当主办单位。美学学会是一个清水衙门，我谈了长期想法说这个展览如果成功了以后弄到了大笔钱的时候可以交管理费给学会。他们被说动了，甚至设想成立一个艺术策展研究会做他们的下属分会，他们是人穷志短指望收钱，而我们这种独立策展人很需要一个官方头衔，否则在老板面前跟骗子似的。吃过两顿饭之后，我们拿到了盖了章的策划案"合作意向书"和介绍信，介绍信中我们的身份是"中华美学学会特邀策展人"。

　　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月我来到上海，周啸虎在上海等我，先介绍我与黄辉见了面。黄辉过去学过画, 有情结，跟周啸虎是好友，至今办公用的册子也喜欢用速写本代替，主要负责月星集团的推广策划。他作为朋友很愿意促成此事，也愿意办得漂亮给老板显示他的能力，同时又十分小心谨慎地揣摸着老板的心理。我跟他谈过之后，发现事情并不象金锋他们说的那么乐观，没有老板丁氏发话黄辉根本做不了主，而老板那头他还等着我去说服呢。幸好他将老板的经历、性格详细告知了我。预算方面，黄让我尽量低，报一个起码的底线就行，等原则上同意了实施时不够再要钱，那时事情己经启动，不追加钱没法完成事情了。决定只开口要十万，我为了显得预算做得很细很实在，算成了十万零五千元。
　　老板约见的时间一拖再拖，有几分屈辱，却也没办法，第二天终于见成了老板，我和老板谈得很成功，老板与人交涉总是善于倾听，然后权衡利弊，要想办法让他自己说话，让他激动起来事情就成了。老板激动起来了，大谈自己的想法。我们谈如今大量古建筑被拆之事，老板非拉着我吃完晚饭上车到常州一条被拆的老街去收购旧家具，完了以后己是晚上九点, 意犹未尽，又拉我到南京看南京的月星家具场的风格，请我这个"邱老师"给他们新的广告片提意见。那片子拍得极烂，刚要批评, 忽然发觉负责这则广告的月星广告部的那小靓女定是老板的小蜜，赶紧住口。
　　在上海看了现场，比想象的还大，决定只用其中的第四层，这样楼下三层是真实的家具城，楼上是艺术家关于家的作品，倒也挺有意思。就算只用一层也有两万平米，预想中的参展艺术家人数从二十人变为四十人。我对周啸虎说，所谓江湖原本不存在，要向所有人敞开，公开向全国的艺术家征稿，不采用邀请艺术家参展由其本人决定作品的方式，而是完全凭提交的方案合适与否来决定谁入选，这就意味着原则上每件参展作品都是新作品，这会给画册的编集带来很大麻烦，因为新的装置作品都不可能有现场的图片。权衡利弊还是决定采用征稿的方式。关于时间那个现场还正在装修，我和老板谈妥是在二月份春节之后元宵之前。此时过节的气氛还在，而各单位己经开始上班，地方上的领导能够请来剪彩。
　　事情谈妥后我和周二人即前往广西参加在斜阳岛的一个艺术活动，开始将展览的消息向艺术家公布，征集方案。从广西回来我又回到上海，希望从月星公司手里提出一笔钱带走，作为启动整个活动的钱。倒不是活动真的急需用钱，而是具有象征意义，把钱拿了用了就意味着事情真正开始了，不容往回退了，一退先期的钱就浪费了，否则就还只是一个合作意向，还算不上一件事儿，像这种一个人说了算的私营企业，随时都可能变卦。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我这次没能见到忙碌的老板，临要盖印提钱时老板说他要再想想。我在宾馆里等到开车前五分钟，黄辉认为我最好留下来等第二天拿了钱走，我却认为也不能过于掉价，应该给老板一个信号：这件事并不只是对我们有好处，你不做无损于我们个人，合作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所以还是决定回到了北京。

　　由于事情没有最后确定，回京后向全国的艺术家征集方案时我们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万一事情最后没有兑现，大家提供的方案都是冲着个人的面子和以前做过的几个展览的名声，现在能否给人出材料费路费住宿都不敢确定，还要艺术家们做大型作品做新作品, 的确是太强人所难了。再说中华美学学会那头盖了人家的公章走也得有个交代。
　　方案方面由于《后感性》展览的影响较大，艺术家们以为我们的那种倾向比较明确，有些方案比较血腥有迎合我们的嫌疑，花了很多精力向大家解释公开性展览的条件。幸好参与的人很多，选择余地比较大，到展览开始前确定下来的人选最后达到了六十多人。提交方案的艺术家全国各地都有，在保证水平的前提下我们有意朝四川、广西、福建、江苏等地区倾斜。这些地区由于地方文化官员较开明当代艺术活动都挺活跃，却是那些来中国旅行的西方策展人足迹和目光所不及的地方。当然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地区的作品的确是较为成熟，尤其北京更为突出。

　　二月回厦门过年回来时又特意路过上海，这回见着了丁总，而见面之前从黄辉口中获悉老板的激情己大为消退，正在犹豫不决。老板此时正听信一个自称是人民日报社的温某，温为他策划一个"环球家具展示中心"的项目。我们先跟温某见了面，吴美纯的身份既是著名策展人，又是《形象》杂志的编辑。温某一听连声说：你们杂志我看过非常好非常好，上面有时装广告。其时《形象》杂志还只在筹备阶段创刊号都没编出来呢。我们只好连声对他的项目表示钦佩，此人又附庸风雅地说我理解你们的艺术，我以前写过诗呢，说完他就想了两个"作品"的创意, 说放在你们的展览里一定挺合适吧。我说不错不错，到时你一定要参加。第二天跟老板见面，主要给他看了征集来的方案，表示上一阶段我们己经作了大量工作了，给他施加压力。再就是吹嘘说请到了最有名的艺术家，各大媒体己经如何如何如何关注等。老板果然把温某叫出去商量，回来之后事情就定了。时间定在四月八日。这次回北京后我们才开始真正大张旗鼓地向艺术家征稿，这时距开幕只剩一个多月了。
　　三月份我去了日本，在日本闭关看书，写画册中那篇长的文章，北京的住处己经成了办公室，每分钟都有电话打进来谈作品，根本就没办法写作。作品在我走之前定下了一半, 但大量图片还不齐，另一半是我在日本期间吴美纯定的，有几个她无法决定的是二十七日我回来后迅速商量后决定的。为了能够在日本写文章编画册和通电子邮件，我只好临时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带着。这期间大量作品都用邮件方式发给我。我在日期间吴美纯去了一趟南京和上海，与艺术家见面决定作品。这期间，由于月星集团资助上海的一个花卉节，黄辉把我们这个展览的广告印在了花卉节的门票上，以吸引更多的市民观众，与企业合作在宣传和后勤接待上省了不少气力，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然会去做好，这方面的优势开始显露出来。

　　三月二十七日我从日本回来，筹备活动进入读秒阶段。
　　我们在北京紧张地编画册，金锋和周啸虎在常州设计并印出了展览的海报。偏在这时电脑里己完成百分之九十的画册文件坏了，反复折腾了几次，艺术家不断有新的图片寄到，要扫描；他们的文字通过邮件来的要上网下载；有些艺术家单位要请假, 去美学学会盖章为他们开介绍信，临走时又请美学学会的老先生到时去上海剪彩；各种琐事使我们几乎虚脱。
　　四月三日我和吴美纯飞抵上海，吴美纯留在上海，负责展厅的空间分割，协调提前到沪布展的艺术家与企业的工人之间的工作。我则于当晚被送到常州的印刷厂，负责画册的最后编辑，在印刷厂的电脑中最后排版，我居然临阵磨枪硬是用熟了苹果电脑。定稿后立即付印，连续工作了六十几个小时，直到这时，仍然有资料从网上传来，徐冰的资料是最后一刻传真到印刷厂的。
　　四月六日凌晨四点我拿着印好的部分样张打车赶回上海，参加晚上的记者招待会。吴美纯在巨大的展厅中反复行走分配空间，也己累得到了临界点。各地艺术家己陆续到场布展，展厅中仍显冷清，我们对展出效果仍然没有把握。我只能一个劲地夸美纯空间分配地极其合理和精彩，我们确实己经尽力而为了。
　　幸好企业方面由黄辉指派下手进行了重要协助。接待记者，艺术家住宿，报销路费等都有专人安排。展厅外己拉起了大幅招贴，布面海报己贴满了上海市内环高架路的巨大立柱，这些工作过去往往要我们自己分神去处理的。最好的是有一支工程队在展厅中随时听候调度，包括木工电工泥水，登高作业搬运重物，他们都协助艺术家们完成。他们的小队长只听吴美纯按艺术家的需要分配工作，有些材料费事实上也由他们解决了。这一点在国外美术馆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在中国的艺术展览中却绝对是第一次实现的。
　　布展工作在八日清晨最终完成，八点工人开始清扫场地，九点半开幕式上海的地方官员来剪彩，在楼下的广场上举行仪式，许多艺术家己经累得不愿下楼去看了。我们的事情还没完，吴美纯得负责陪美学学会的两位先生吃饭，昨天由于忙于布展冷落了他们，两位知识分子不高兴了。我得在展厅中接待客人，为记者们找采访对象，以及忙我自己的作品。各地的艺术家们各自在和各种评论家画廊人策展人攀谈，或者互相认识拉帮结派。剩下的几天是大聚餐小聚餐，在酒桌上和在宾馆的房间里三五成群地谈论艺术，互相恭维和争吵，蕴酿新的思路。然后是报销路费，幸好买回程票的事有企业方面的人负责了。
　　接到郑胜天老师的电话，说他要带一伙国际策展人先到杭州，他们很想赶到上海看我们的展出，能不能为他们延期多展两天。跟黄辉商量，他很为难，这意味着艺术家吃住的一大笔费用又得增加。这还不是真正的原因, 展览的广告做得大，普通观众很多，虽然在空旷的展厅里显不出来人气，社会上的影响却很大。上头有暗示，尽早结束就是了。
　　丁老板对黄辉说：我跟你是哥们，说实话这个展览我很失望。后来两个国外的家具厂商来看了展览，说：这个老板很有眼光有品味呀，当即找招商办公室, 决定入租这个家具城。老板又高兴了。
　　我们事后估算了一下，月星公司为这个展厅所花的钱，直接花在艺术家路费住宿等和画册上的应该在十五万元左右。另外花在那些大海报，剪彩的礼仪，请记者之类，应该在两倍以上的数字。我们这两个月的长途电话和手机费, 打车吃饭的钱也报了。这是策划了这么多展览以来我们第一次没有垫钱进去。我自己为了编画册而买的我的第一个笔记本电脑和MO机（可移动磁盘），我现在还用得上，就不用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