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 1999 ： 在路上

　　对北京的艺术家而言， 1999年意味着强烈的创作冲动和耐心的等待之间艰难的磨合过程。千年的临近导致很多出版物热衷于回顾和反省艺术史，艺术家们在忙着整理旧作的资料和图片，在编改新简历的同时获得了一个清理自我的机会，也由此生发出各种关于未来的方案。平安大道在施工，天安门广场在翻新，第三条地铁要通车，便宜的“面的”被淘汰，使馆被炸，法轮功被禁——每个带“9”字的年头总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剧烈变动的社会背景刺激着创作冲动。世纪末的概念本身似乎暗示新的艺术家和新的艺术思潮应该登场，这种成名的可能诱使一些人愿意集资寻找替代空间展示自己的作品，激发出他们的欲望和才华，这样在若干年的等待之后人们看到了艺术界的一些新面孔。

　　这些展出都是在圈子内地下进行的，可是另一方面，各种大众出版媒体却给了新艺术更多公开报道的机会。实验艺术虽然没有褪去它的地下色彩，甚至在表面上因为展览的屡被查禁，使之与官方的不和谐显得更明显，但是它不再是一种黑暗处不可见的存在，公众已经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因此也已经无法避免它的影响。这样在实验艺术与主流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给面子”的暧昧关系，你不是没有空间，但你要学会等待适当的机会。就像你在北京城里你要选择适当的时间出门，否则会被堵车烦死。 1999年的北京艺术界必须耐心等待交通顺畅。

　　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回来的艺术家们发现这件事在艺术界的影响没有预想中大，人们只是议论，手头仍然忙着各自的工作。 90年代末中国与西方沟通的管道已经变得多元，垄断所有出场机会的权威既不存在，人们也不可能把任何一件事看得极其重要。世界各地到处都有中国艺术家在展览，一个圈内人在开幕式上的缺席意味着他正在国外旅行。但是这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令人羡慕。很多人已经清醒地知道，在国内形成良好的活动空间和运作机制，才可能最终在世界上获得尊重。国内的事很大程度上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界所能做的。炸使馆也好，双年展也好，电视里反反复复地播放着历史回顾的纪录片，个人与国家的身份成为这一年艺术家不能不思考的中心问题，它已经不只是教会艺术家们从容地接待来自西方的策划人，也很快进入了作者们的工作内容。对于一些人来说身体经验的强调被设想为一种身份策略，但批评家们在谈到新一代的艺术家时仍然充满了历史决定论色彩。

　　1996年以来新媒体艺术在中国浮出水面，到1999年它已经成为中国艺术版图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人们已经熟练地运用着录像、录像装置的语言，使用图片甚至成了一种时髦，在中国它被称为“观念摄影”并反馈过来影响到摄影界，其中的幸运者甚至从中尝到了商业的甜头。互动的网络和多媒体作品因为电脑的廉价化已经可能成为私人写作的一种特殊方式。投身于新媒体艺术实践的人一方面用新媒介的可能性拓开了传统思路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在与技术可能性的对话中开始有意识地建构更切近自己的新文化身份的风格。新媒体在这里成为一种双向超越的有效策略，为更年轻的艺术家所乐于采用。

　　由于展示的暂时空缺和创作可能性的活跃， 1999年是一个工作的年头。因为来不及在国庆节前清理好平安大街两边拆迁的废墟，它们被低矮的围墙围起来，围墙被涂成灰色的明清风格。但是国庆过后工地再度地又忙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