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左反右：清理心理主义
邱志杰
我们无疑正在陷入一场以“后”字作为前缀的文化股风之中。当然，为了让伟大传统挣扎前行，我们要经常的“输入学理，整理国故”。但是当这种输入只是为了以国内读者为观众表演一个激进形象，而对输入物自身的价值不加反思时，当这种输入沦为术语首介权的分赃，而使话语的转换成为权力策略时，当这种输入实际上引向一些与其假想敌不谋而合的结局时，我便有理由怀疑此时所输入的并不是“学理”而只是一堆语词，而这些语词一如过去的输入物那样在中国仅仅提供了一个器用的职能。这就是为什么时下各种以或左或右的激情葬送艺术的方案都能自封着同一张“后现代主义”樽鉴的缘故。
“批判形式主义”说法即出，意在防左反右，势必两面受敌。高世名《无限可能性的不可能性》敏锐的警惕了“后学”输入的无政府亢奋，他将解读与创作中的多元论归咎于我的编织了一个批判形式主义的错位形象。而沈语冰在《从语言的意义到话语的有效性》文中将“前概念”作为“语言外的绝对”责之为表现论残余时为之编织了一个截然相反但同样是歪曲的形象。由于这种错误假想敌的稻草人论证，批判形式主义的共同的批评者分别走向了左与右的对立立场。
一
是否如高世名所诘，我鼓励了一种以任意性为遁词的文本游戏姿态？
毫无疑问，作为一种以语言的新形态为方式的批判活动，艺术有别于科学与政治等批判活动之处正在于其非语义性。后者的批判强度取决于语义知识的深度与广度，而艺术的批判强度取决于其语形与现成模式的差异性跨度。为了确保这一跨度，它拒绝流通中的合法化模式，这造成其前设含义的缺失。因为含义只能在合法化模式中流通。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是含义的载体，它就必须在多大程度上向现行规范妥协。如果在循规蹈矩，辞以达意的日常语言之外，我们还期待语言向我们展示它自身的可能性，以及通过她自身向我们展示世界的可能性的话，那我们只能期待零度写作——如果零度写作指的是前设含义的零度的话。或许，从未存在过百分百的纯艺术，因为“零读”不胜寒。但这零度纵使不是事实描述也应是“创作”这种活动的维度。零度写作努力消解既定自我的定义，而向着超越从现状中退却，这是未知未定之域向已知既定之域的挤压，投入向着零度的写作既是把“我”投入创造性的冒险。因此语义的空缺对创造性或曰批判性具有方法论意义。
零度是批判性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其充分条件。批判形式主义清理语义的在场而高扬有效性的在场。零度写作总是在与权威话语模式的对峙参照中发动的，展示差异性的存在并因此能作用于权威话语，这不但是其实现后果也是其行为动机。含义的抽空有其 价值 。如果说前设含义的保真是日常语言传达质量的指标，话语后效的强度则是艺术语言形态的质量指标。零度写作一旦失去这种强度诉求即沦为无关痛痒自生自灭的世外行为，这就是一种未加批判性组织化的偏执狂呓语。但在无意识层面已被测定为构成性的后精神分析时代，一种呓语的放纵实际上偷偷迎回了潜意识自我的在场并间接的向符号指称模式开放了。就此而言，前设语义的瓦解与还魂在达达——超现实主义那里是一回事。这种零度写作因此能否被视为彻底的零度仍然可疑。零度不仅由排除语义的行为就地获得，它总在有效性的试错活动中被 积极的构造 ，拒绝度量的文本游戏显然因其为无效性零度或曰消极零度而无助于边缘域的构成。这必然遭受寻求批判性者的废弃。相反我们走向一种有明确功能性并以此自我证伪的积极的零度写作。
但高世名反对消极零度写作时忽视了零度对于批判性的必要性，因而把积极零度也作为脏水一起倒掉了。“艺术文本处于一个整体的语言系统”就是重新把艺术语言置于日常模式之内，忽视其中日常语言模式的能力而夸大日常语言无所不在的控制面和不可异议的稳定性。语言固然是我们思维的地平线，但这也是一条可异议的地平线，它不具先天的自然特许性，而是依据任意性原则构造而成的文化设施。它所赖于建基的人类生活形式也是一个生成化育中的人类自然史。现存的日常语言模式的不可避免感来自其长期全面浸泡和缺乏异质参照所造成麻醉性错觉，其合法性来自其占有合法性的既成事实本身。因此它可以，并且不停的提供背叛之的可能，而且为了避免僵化，它本身就渴望着对自己的叛变。这正是零度写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正因为高世名在反对消极零度时回到了非零度也即含意的具体状态，才使它陷入解读释义中一元与多元的争论。但是既然作品是动能性而非语义性的；既然艺术品所导致的不是知识而是对知识合法性的质疑；既然作品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个物，尤其不是一个作为宗教喻体的物，那么谈论释义的一元与多元和语境多少，就如同谈前设含意的明确与模糊一样毫无必要。
因为高对释义多元论的反驳是在释义学内部展开的，他必然回到“文本自身言说功能”的信念上，实际上是回到了单一的“客观”解读，只是转而认定这不是作者的单义而是文本的单义。这只是将含意移植于因袭知识、传统惯例与社会性结构的地基上，即解释学所谓的视域。无疑，传统管理、背景知识等人类共同的生活形式决定着作品后效的可比性。但生活形式并不是为解读出一个客观意义作为超级语境而在场，在有效性的谈论中一切为意义释读准备的语境都应给于无效性标志加以排除，多元的主观解读无疑应该加以反对，但是反对的不是解读的主观性、任意性，而是反对各种解读本身。形式主义批判引起有效性的反应，而不是解读。
语言结构的在先性能否根除私有经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便有私有经验，他在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中都是无效的，凭借私有经验表达即私有语言，凭借私有经验理解即私有理解，这在规则的公共约定性之下即不是表达，也不是理解甚至不配被称为言语活动。因为你用私有的“表达”和“理解”什么也做不了。如果假设作品有待解读，即使希望进行一场对语义的客观单义解读，也排除不了对作品内暗示进行领悟的心理主义模式。接受过程必定是在个体身上发生的，不从清理心理主义的深度上排除释读行为的心理感应模型，就注定不可能有效的排除私有理解，即解读中的相对主义，进而不可能根除创作中的主观主义。只有用命令——服从，刺激——反应的后效模式取代心理感应模式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私有语言和私有理解的多元论。因为人类生活形式的一体性不但在后效反应模式中提交着效应的必然性，而且使我们能对其强度加以评判：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被训练去做出反应的。
那么，前述日常语言对于个人作用的偶然性、知识结构、经历等个人身份，私有经验一定程度的特殊性能否在后效反映模式中有其一席之地呢？基于“个人作者”的特殊经验，能否建立起一种话语的有效性呢？接受个体的特殊经验，是否导致多元的反应？是否会出现一种创作与接受中的“私自的有效性”呢？至此，我们将转而面对沈语冰的欲望。
二
为了扮演激进的结构主义者，沈语冰本能的模仿了德显达对索绪尔的栽赃与告发。
在朴素的语言框架中，语符指称着指涉物。指涉物在语符的运作之前就先验的存在，这是实在论者所立足的语言外的绝对。索绪尔的贡献就在于他用“所指”概念取代了“指涉物”概念，与后者不同的是，所指在能指差异性构造成网络后才得以确定，所指依存于使用中的价值，甚至于所指就是作为使用效果的价值。所指确定性取决于系统的稳定，即在大量重复的语用事件中形成的公共性契约，这种确定性就是使用规则的超个人性。德里达首先把所指概念混同于指涉物，作为语言外的绝对指责其为逻各斯中心主义，而他所运用的无非是索绪尔的把差异作为价值源泉的思想。但德里达并不相信能产生一种价值，在他看来所指会不断演绎为另一个所指的能指。德里达就这样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法国版的“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的故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在因袭了凭感觉释义的心理主义模式时，才会出现这种所指无限后推的怪局。首先我们从字典中获知的并非词的意义的描述而是其用法的描述。字典用一些近义词界定一个词的词义时并不如沈所说会无限后推，事实是，这种后推在极有限的范围内迅速闭合为一个循环，这样，字典实际上都是同义反复。如果是同一反复，那么，关于词的意义，词典不是什么也没说吗？再仔细研究一下字典，我们就会发现除了同义反复以外，重要的是它提供用法的实例，它给出了使用这个词的诸种情况的“样本”，向我们示范其使用。而这些用法并不是随意，而是在语言共同体中得到规定的。
因此所指并非不可能确定，只是有人 不顾 去加以确定。只要我们细察语词的日常用法，遵守公共契约，所指就会随后而在场。至此这个所指是否可以在另一个语言游戏中充当能指，那已经不是这个语言游戏了。
德里达以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替补结构主义对实在论的批判，最终证明他自己是一个误解的或别有用心的结构主义者。而沈对解构主义的亢奋导致他把任何附加于零度写作之上的价值要求作为有形而上学嫌疑的“语言外的绝对”加以拒绝。因此尽管他也谈论有效性，但他注定会恐惧任何真正的有效性诉求。在我看来，批判形式主义的零度写作尽管排除含意且拒绝释读，却必须生发价值且谋求反应。它有其目的性、针对性及差异性强度——公共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是日常语言模式麻醉力的有效遏制，是批判性反思的前状态——为思维备空间，扫出林中的空地——却不是任何一种思维本身，而是对于习惯性的思维的中止。这样的一种有效性必须作为零度写作的后效被强调和谋求。这种谋求意图不同于实在论的作为指涉对象的含意。我们不需要那种语言 外 的绝对，但不能放弃 这种 语言 后 的绝对。
后效的生成搁置旧概念，旧思想内容，使词语的丛林中出现一片林中空地，这空地作为空场向思想开放着指入的可能性，在此置入中，思想获得其崭新的未来。思想之置入空场，是艺术生效之后的精神事件，而腾出和清理这一空场的此前的准备工作本身不是旧概念，亦非新概念的实存。它是一种概念聚集前的“无”。在艺术操作中，这种“无”的营建构成工作意图。
艺术品不裹携含意，却贯彻意图。意图根植于一种形式之中，人对形式有所反应而生意图。但意图之启动行为，并不如马达之驱动汽车那样作为实体存在内藏于车身里。意图是一个“自身没有质量的纯马达”（注１）意图自身不是一种实存的意图行动，更不是一种物——这类似于能力及其实现。有能力才能实现，但在实现或实现之前都不存在一种叫“能力”的物质。
把这种空场或把意图视为语言外的绝对都恰恰是犯了心理主义的老毛病：在没有实体的地方把感觉和意向实体化。这导致在反实在论时，由清除指称的实体对象演变为抛弃意图，这就引向一种无目的性因而无效的任意盲动。
在日常语言中，这种意图要求凝聚为规则、一致性的用法。意义来自使用，但不是任意的使用都产生意义，在《哲学研究》中，正因为教会一个词不是通过定义使人领悟其内涵，而是通过示范：对试错性的使用加以评价等方式来训练人掌握其用法，所以理解一个词义就首先是接受一种公共规范，这是个人语用之上的“绝对”。追求语用的有效性却想摆脱任何这类约束的心理负像使沈把维特根斯坦作了相对主义的流俗理解，一如整个“后”学中弥漫着的这种庸俗化。《哲学研究》对实在论的批判一旦深入到反心理主义这一层面，必然同时要反对私有语言——不是通过实指定义，而是强调用法地规范和语言共同体的一致性在捍卫者语词意义的确定性。有效性只能是对于他人、对于公众的有效性。个人的话语作为“自己的有效性”这么一个概念与“三角形的圆”之类难道有什么区别？话语如果是个人的，我们对之的聆听如何可能？如果有效性就是对沈语冰自己而言具备有效性，这样说的意思只能是：我们别跟他谈有效性。维特根斯坦对此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下面这个问题：一个孤居的人会做生意吗？（注２）”——“自己的有效性”当然可以把钱从自己的右手交到自己的左手，但这当然不是一笔赚了钱的“有效性”的生意。
为了确保其个人的有效性被聆听而不是被公共规范所“轻率的否定”（个人的有效性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它只能求助于天主教神学，说那是“存在深处的声音”，而波依斯就存在于那声音中——
至此，我们已生动的看到了解构主义怎样从相对主义走向私人话语，从私人话语走向个人神学，从而回到了旧形而上学声音中的人格在场。沿着这条演变轨迹，极右的后现代主义一头扎进了极左的前现代主义的怀抱，这也反过来证明，表面上的左与右其实只是心理主义的两种现身。
三
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上存在庸俗社会学决定论与语言封闭自律性的左与右两种立场交替统治着本世纪的学术理论讲坛。当辨识到极左与极右的可能转换形式我们终于看到问题本身：我将不折衷或进行非此即彼的押宝，通过对当代艺术中的心理主义进行清理，我们将得以超越这个钟摆运动。
心理主义在理论上表现为用心灵感应模式来解释认识论和符号生效。它肇始于笛卡尔将“我思”视为“心灵”的判断。这个“心灵”发展为洛克的“白板”，成为外部世界感觉光速的感应器，这就是认识论中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在我们这里，它表现为设定的物象、心像等指涉物，用语词去“意指”它。意指对象与表达式的联想是由心理机能建立起来的。这种符号设置的实证主义，为对私有意象进行“意指”的私有语言暗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对这种联系的理解是由符号被施者的心理领悟机能完成的，这样，把理解等同于感悟，便为私有理解提供了余地，从而纵容了相对主义。所以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都是心理主义的表现形式，两者有共同的前提，逻辑上可互相推导。只要坚持客观主义就无法摆脱主观主义，正如认识论中洛克的白板说必然要走向休莫的怀疑论及其极端——贝克莱的唯我论。维特根斯坦说彻底的经验论就是彻底的唯我论，此其意。因此，用相对主义的主观性去反对实在论，只是一种同样粗糙的形而上学，而用物体，人像或是神启的实在去反对相对主义也注定不可能有效地确保语言运用的确定性。
维特根斯坦用语用中的意义取代“意指”的模式，就把主体间有效性所根基的一致性凸现出来而使语词获得语义的确定性。确定不是因为他对他之外的什么有所符合，而是它牢靠的置身于一个系统的习惯性之中，它被它周围的东西牢牢地嵌住了。日常语言中的每个词有其独特而稳定的用法，那是一个民族的契约，它的确定性是语言共同体和人类生活形式的确定性。
当王林求助于语用学来修补其原始主义的人格主义论调时，其致命的谬误正在于将语用误解为接受者与传达者心灵能力的“自由发挥”。（注３）言语在索绪尔那里从来都是对语言规则的具体运用，王林的“超越”在于把它变成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际行为”——错就错在王林的个人自外于社会，能够“避开理性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语言传统”——而这样的个人都关在精神病院中接受治疗了。“言语的个人性” 这种语用学的误区在于：语义确实只有在语用中具体化，但使用有其用法，不合法的使用并不产生意义。语用主体并不创造意义，而是对用法所约定的意义加以实现。语用的“法”即规则，割裂使用与规则，甚至割裂言语与语言，都是无视意义的社会性。《超越索绪尔》说：“能够有效完成信息传递任务的任何表达都是合理的。”问题是：一个表达式为什么有效？——正是因为它遵守了语法，使“合理”的——这与主体产生意义，而主体又由语用过程建构的说法一样都是循环论证。
在日常语言中，为传递信息，语用者并无自由发挥的机会，即便是追求保密性的朋友、情人之间的秘语，也并不回避规则，只不过遵守正常规则的一种变体。“交际碰撞”为了回避规则的制约，只能将意义的生成诉诸于语用者的心理机能，称之为“语言能力”，王林所引的卡西尔的那段话，正是心理主义谬论的经典表述。对之的反驳只需指出：使用必须经过学习和训练。同样具有人的心灵，“语言能力”并没能使狼孩理所当然的能够运用语言去“交往”。
强调规则在日常生活语言的使用中的不可背离，不等于规则绝无背离的可能。艺术作品的确就是突破这种规则，而突破规则就意味着语意的缺失。王林既承认艺术对规则的突破，又留恋于“艺术作为言语活动，不可能是无意义的。”这时他就在犯把艺术等同于语言的“常识错误”。为了避免这种推论，他不得不去割裂言语与语言，设想言语脱离规则而传递意义，从而深陷心理主义的泥潭。
由于语义的缺失，艺术品并不存在“符号性”到任何程度的问题，而是一个为特定目的而采取的行动，在特定情境中发生的事实。意义问题只与日常语言的符号有关，对于艺术而言，只存在价值问题。但是因为所谓价值就是对于意义系统——日常语言而言有价值，而艺术的加工素材也来自日常语言，经过批评的给出意义，艺术品的沦丧状态也是进入日常语言，因此，艺术品虽然不是日常语言中的表达式，艺术创作却离不开对于日常语言的研究，我们也只能以“艺术语言”这样的类比来谈论艺术。这种研究不是把语言研究等同于创作——不是把日常语言的规则搬用到创作，而是为了知道怎样才能超出这些规则，避免沦为日常语言式的意义传达工具。
心理主义在艺术实践上同样有其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各种表演：
１、它支配艺术家以心理意象为其作品奠基。“意指”特殊地域、特殊时代、特殊经历、身份、感受成为工作的 理由 。从而放弃对语言后效的经营。
２、作品接受上的心理主义模式把欣赏当作隐意的提取，从而把批评等同于阐释，并引出艺术生效的语境相对论，构成“圈内”话语。
３、这种圈内有效性一旦走向极端，圈子被缩小到艺术家本人。这些为当代艺坛上颇为盛行的“体验”的遁词。艺术家声称他本人对创作的结果和过程有强烈的体验，宣称该体验即为其目的，无视作品对于观众的无效。
４、由相对有效性进一步便会恶化为否认作品评价的统一标准，否认作品质量的可比性。
５、其极端是否认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一件东西是否是艺术品，由艺术家的“意指”决定，这类泛艺术理论我们已经屡见不鲜。
在当代中国，我们有立足于特殊地域和时代的政治、文化资源的乡土波谱艺术；有不厌其烦的夸耀特异经历的现实主义；有沉醉于病态的深度自我体验的表现主义；也有热衷于变作直接的政治、社会事件的激进主义；也有援引课题的深度自娱自乐的进入研究状态的观念艺术。其中许多陈腐不堪的论调和荒诞不经的事实曾在历史上多次危害艺术，也曾多次被批判过，却从九十年代起藏起他们令人警觉的庸俗社会学的世故词汇，变态心理学的谵妄词汇，投机商的功利词汇和旧文人的陈腐词汇，摇身变作舶来的后现代主义重新登场，并且相互攻击争执不下，其实念的还是 同 一本心理主义的旧经书。
曾几何时，在中国兴起一种学舌：艺术风格演进、语言嬗变已经穷尽其可能性，艺术家在当前只有利用即有语言去横向关注其环境，进行当下的批判，谋求当下的生效而不是对过去进行超越。这类腔调中，乐观的以为这是艺术重新关注人，结束现代主义的形式演进史的契机（注４）。悲观的以为此后的艺术便失去价值标准，一切全在权力的操作。（注５）
这些说法的一致在于肯定共时的批判，否定历时的推进，把即往的历史描述为仅有历时推进，于是从此以后仅需共时的批判。王林写《本体论的结束》，沈语冰写《问题史的终结》，这生动的证明极左和极右两种心理主义的貌离神合。
在我看来，这套说法由于吞没了以下事实而不应该在受到信任：
首先，它无视社会对艺术语言的消化吸收，事实上，艺术史就是艺术语言不断被吸收、溶入并被逼迫着去创新的历史。今天的日常语言就是昨天的艺术语言的沉淀。因此，共时批判的对象——今天的日常语言，与历时演进的起点——过去的艺术语言，这两者是重合的。而其共同的执行者都是新的艺术语言——共时批判与历时演进根本不可分割。
其次，它将过往的艺术史描述为只是形式推进史，这就取消了历史上的形式嬗变在当时具有共时批判效力的事实，这表现出对以往艺术史生效方式的无知或有意歪曲。
最后，描述本体论的终结是一种逻辑上不可能的欲望。如果不存在不基于本体论的方法论，那就不存在本体论的终结。会终结的不是本体论，而是对本体论的反思，而反思的终结意味着对既有本体论的默认。这就是本体论终结论者的真相——而把本体论赤裸裸的让位于权力操作，更暴露出一种随时准备采用任何现成本体论的流氓意识。
心理主义的又一招数是在援引“主体间性”概念以描述语用受者时，将“主体”概念加以实体化，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个人。这样，构造在语言共同体之上的“主体间性”就沦为“个体间性”。应该说这并非一个肤浅的错误，其出错方式与伟大思想家如笛卡尔的方式如出一辙。“我思”变为“我的思”，这导致了经验论和紧跟着的怀疑论。实体化的结果是主观化——同样，语用诉诸于个体间性，语言就要变为小团体内的密码与黑话。艺术家与他的观众若不屑在同一文化集团，作品与作品就失去了可比性，其后便是退守“私自的有效性”，实际上即放弃有效性。
交往理论和语用学引入关于艺术的讨论，本应为强调社会性，引入意图性和情境逻辑，批判私有语言带来绝好的机会。但因为这种心理主义的偷换，交往就简化为含意授受，这实际上为私有语言大开方便之门，恰恰走向了交往理论的反面。交往立足于意指，这种语用学绝不是语言学的进步，只不过是使之退到了公孙龙子的“人心意所指，则各各相别。此人所指，未必即彼人所指，此刻所指，未必即彼刻所指”的前社会语言学的朴素水平上。无法抛弃心理主义，回避社会制度所规范的确定性，又试图强调私有语言是可交往的，这迫使王林的交往碰撞走向所谓的“潜意识相互激发”的非理性主义。
讨论至此，当代艺术的真正困难才出现了 谁 才是我们的观众？艺术界的“圈子”应该划多大？从圈子文化的语境相对沦到自我体验的私人语言，只有一步之遥。
我们可能被迫走向 构造 的“观者”的概念。如果福柯的“作者”并不是“我”这个人，而是一个必须在作品中加以构造的概念。“作者”的形成就是“我”的死去。那么我们的“观者”也同样应该是这样一个构造性的概念。“观者”概念的构造，超越于一个个具体的人选与人群，只要是艺术家有所关切，他就对其施术的对象有所构造。而这个“观者”作为检验作品后效的仲裁者，就一种特定意图而言总是稳定的。这让我们试着抛弃接受美学的语境相对论，为创作和批评提供确定性的根基。
后记
问题太多，篇幅太少。我们的艺术和学术一再的陷入左和右的钟摆运动，就象处在身不由己的碰碰车上。荒诞的是，解构主义竟同时为左和右的碰碰车提供油料。就算姑且不论德里达的理论自身能否圆满，在一个启蒙从未彻底、建构尚且艰难的中国，我不知道解构的对象安在？！
反思并不在于找到一条一条一劳永逸的超脱的捷径。我们命定地得在左和右的摇摆中冒险前行，“犯着过失”。反思只是要使真正的目的保持澄明。
在各个时代，各种艺术家并不互为敌人，也不与政权或大众为敌。对于精英的艺术家而言，只有唯一的敌人，那就是他自己的语言的贫乏，以及这种贫乏语言烛照之下世界和人生的黯淡。
９５年１０月
注释：
⑴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６１８页
⑵维特根斯坦《数学基础评论》第３４９页
⑶参见王林《超越索绪尔》文
⑷参见王林《本体论的终结》
易英《力求明确的意义》
王广义《艺术外部问题：推向可能性》
⑸沈语冰《问题史的终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