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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作出了这么好的作品
——语言实验方法论
邱志杰
成为艺术家就必须被理解为语言冒险的自觉投入者与操作者，自觉所以故谈论方法。
讨论该问题的必要性在于： 1 、无方法的工作是碰运气的，机遇论或天才论的。 2 ．利奥塔德的妙论“后现代作家在无视则的情况下写作”不过是自欺之谈：自我意识为无规则、只不过遵循了不自觉的规则，因此宣称无规则就是宣称对即有的规则全面屈从 , 从而放弃修正。而明确一种规范就抑制了习惯性的潜在规范。并且由于当下规范设置的明晰性而具备可修正性。
( 但寻求一种工作方法便是在工作中寻求自信，这本身是对实验性的拒绝。因此所谓方法，应只是一种最宜于利用 , 开发可能性的办理机制：建立哪几条规范有助于激发想象力、回避心理定势，诱发和保护突破性的苗头。这样的方法可以被称为实验方法：它是允许失败的，却是唯一可能带来突破的。这种方法带来的不是在旧规范庇护下的安全感与价值感，而是对发现的可能性的期待，这种期待是一种自信吗 ? ——但它同时也提供了可失败性的自我预感。正是这种成败的非预定性促使我们建立后续的自我评价机制。 )
一、语言实验的目的：艺术态的持存
关切是如此的不同：当科学家们构筑人工语言以克服自然语言的熵增趋势时，依据任意性原则构造起来的日常语言系统的含混与有机却庇护和滋长了语言中一切有趣的现象：小到谜语、反话、谐音字等习见的语言游戏、大到艺术创作。——语言的可发展性为其创造性使用先行准备了空间。
自有人类以来，语言的本体曾经一再地溢出规则的河床和企图一劳永逸地阻止它运动的人工化的堤坝，膏腴着两岸汲水为生的诸民族。
既有的表达式在不规则的使用中消蚀了其固有的内涵，对这种无意义表达式的使用乃是表达的错乱，这是颠狂的呓话与艺术话语的共同点。
当颠狂的呓语被判定为无意义而无地见容于人类生活之时，艺术对之加以系统化，使之呈现出可流通的组织性。它向人类生活遮蔽了自身的无含意而诱发解读欲，这种解读的必然落空产生的混乱引发了对日常语言合法性秩序的扰动。呓语是一种不合法的非理性，因而处于无目的无指向的极度随机状态，对之加以组织化的艺术话语是合法化的非理性，从而有机会制造对于合法性的反省。
疯狂产生于理性的误用，艺术工作则是将之回馈作用于理性的回路机制。
这股非理性力量最终将被吸收成为理性的新成份而进人合法性的栅栏之内，失去其疯狂的活动性而进人稳态。——溢出语法堤坝的泛滥之水最终会顺着生活形式的沟渠，推着拖泥带沙，滞重不前的习惯前行。唯其涌流不滞，所以能沟通和运输，汲水者可以弄潮，亦能溯源。
因此，艺术家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手抗拒颠狂呓语的热寂趋向；一手抗拒合法化日常语言的招安企图。艺术品之为艺术品正是这种双向拒绝状态的持存——艺术状态即是在解体与僵化的张力间维持活性。相异于设计的秩序与呓语的弥散。
一旦使用艺术“状态”这个用语，我们已就把“艺术”定义为形式的某种比例关系中某个位置的驻留，而非质料性的某种物质的占有。一件艺术品并不分享一切艺术品均须具有的某种基本质料——某种”本质”或“共相”，——而是因其占据了适当的位置：艺术是与非艺术的关系。
语言实验并不给出历史上一切艺术品共性的物性标志，而是要达到各种相异的物性形态在各自座标中功能相似的角色配置。通过语言实验，被操作物进人艺术状态。话言实验不是一种生产性活动，而是一种调整：它不产生新东西，只是将即有的东西带人那种特定的存在状态。
语言实验是语言向其艺术状态趋近的路途，但趋近后并不只是抵达，而是状态的持存。抵达总是一种一次性的完成 , 而艺术状态在每个时间点上发生着。在持存的概念中，我们把时间性引人艺术状态，它反过来要求语言实验的非一次性。同时，它为理解艺术状态的可沦丧性提供了暗示。
艺术在今天所要做的，只是重新成为艺术。
二．如何进行语言实验，偏执狂批判与系谱开发
有待进入艺术状态的话语分布在两个领域：颠狂的呓语与规范的日常语言，所以我们有两大类原材料有待加工：对颠狂呓语的提炼是垃圾再生术，是减法与除法，此即达利所谓的“偏执狂批判”。对日常语言歧变的操作是遗传重组学，是加法与乘法，这就是这里要提出的“系谱开发”方法。
达利如是表达“偏执狂批判”：
(偏执狂批判不是意谓一种偏执狂式的批判，而是意谓对偏执狂的批判活功)“……是建立在对诞妄现象的解释性批判基础上的非理性知识的自动方法。妄想狂特有的系统的和活泼的因素的存在保证了偏执狂活动进化和分产的特征 ┄┄任何诞妄现象即使是瞬间爆发的也已完全包含这系统结构，通过批判对其的小涉及使其客观化。批判活动作为系统意象的液态形的揭示者，作为联想、联系与敏锐的独特调停作用，…… 与那被动的，无偏见的，非深思熟虑的美学非理性态度相反，它以积极、有系统有组织可认识的态度在我们直接的日常生活真实领域之中被看作是联想的，有偏见和有意义的事。”
作为超现实主义者，达利相信，在疯狂的思维中已潜伏着难于察觉但“完全”的系统结构，批判活动只是对这种系统性的重新彰显。姑且不论这种原始的，源自生命崇拜的信仰与事实的符合程度，退一步说，即便在颠狂的思维中并无逻辑关系的潜藏而是绝对无序，我们运用逻辑力量对之加以整理仍是一种可能的且有效的力法。老谋深算的“偏执狂批判”比早期超现实丰义原始的“自动写作”无选择地被动记录意识流更有效。它加诸了非理性意象的系统性、结构感使其获得了信息载体的外观从而获准进入阅读现场。它掩饰了颠狂的颠狂感，因此是一种“具有客观机会的有组织的和多产的力量。”由此揭示出非理性新的客观价值，“它明确地把诞妄的世界推向客观世界。”
超现实主义的话语生产规则脱胎于达达主义。“偏执狂批判”是对杂多的，本能地呈现的一切心理意象的检索。并且求助于妄想狂这非理性拓展来扩大可利用资源。其步骤是：
1 、对各种意象矿石进行挑捡。
2 、对挑捡结果进行形合连接和意合连接，建立意义结构。
3、从发散的意义状态选择并引导出一种方向性。
经过这些提炼而纯化出使用价值的加工就是“批判”活动。“偏执狂批判”是由不可能性区域向可能性王国的建构；“系谱开发”则是从现实王国向可能性王国的解一建构。这—相反策略的提出是基于对“偏执狂批判”的两点不满：
(1) 颠狂的意象过于个人化并实际上一再重复 ( 如达利的实践 ) ，其领城与数量的有限性使对之的利用成为令人百看而厌的精神自画像。
(2) 潜意识研究的新推进表明了诞妄意象被公众话语渗透的事实。“主体的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 ( 拉康 ) ，这样，诞妄意象就被证明为日常语言的诸种可能性中的一个特定构造——不过这个特定构造比公共语言的那个特定构造更少被采纳而被贴上了疯狂的标签。颠狂与正常的差异只是权力的差异。
不可能性与现实性的暗中合谋，迫使我们必须采取更为有力的策略向可能性领域推进。那就是：人为地策动日常语言的机遇性增殖，催化其组合，岐变、孳生的可能性，利用种属遗传变异的枝岔分化现象，进行系谱学排列组合的循环运作，从而获得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可能状态。这类操作，我称之为“系谐开发”。它就象把日常语言元素装上疯狂的可能性的粒子加速器，就象电子轰击重核一样引起核裂变般的连锁反应：能量衰竭的当代艺术必须尝试去开发它自己的核能——而不是靠把自己蹭上某个激进的新社会运动 ( 环保、女权、后殖民 …… ) 去借势——如果它自身是陈旧的，那么它注定当不好道德卫上，也保证不了“政治的正确性”。
对思维定式进行鞭挞与驱动的系谱开发应从元素与手法二者人手。清除思维定式就是把当下的结构方式惊觉为偶然性状态——但同时把它珍视为我们传统意志的选择后果。
造型艺术所运用的元素是对世界就造型外观上的差异加以分割的单元，对造型元素的清点就是对世界的一种统计与归类。而迄今我们将之分割为：
1) 人：社会人——带有身份标志，如服装、饰物等。
自然人——人体
2) 物：入造物一一器具、机械等。
自然物：树、石、动物… …
3) 环境：人的活动空间与物的呈现场所。
4) 文字和图片：人的意识的视觉形态。
而我们对以上元素进行操作的手法则有：
1 、混合：在两个以上元素间制造联系，组合为新状态。如毕加索的“牛头”雕塑。
2 、分解：将聚合形态的元素加以分割，抽离出新形态。
3 、排列：同一元素靠新的排列方式获得新形态，如安迪·沃雷尔，阿曼等。
4 、改造：对构造有所增减的陌生化处理。
5 、改装：变换一种元素的外观，如克里斯托的捆扎。
6 、挪用：把元素置人新的语境，如杜尚。
7 、分层，分段：调整元素的时空秩序。时空中的分布处理。
8 、释义的附加：用语言进行的挪用，如波依斯。
9 、滑稽模仿：对事态而非物态的挪用。
—张统计表似乎就意味着有朝一日一切元素的耗尽和一切规则的重复——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一定有别的划分角度。事实上，以上划分只是一个人为的特定结果，元素划分的界限从来是可推移的：人和图片会失去界限，图片可以成为人的环境，环境可以进人文字与图片，人也可以成为物的环境——正如在过去的艺术中更多的是物作为人的环境。元素划分所具有的灵活性，类似于概念的家庭相似性。元素可细分到什么程度，自身存在人为的尺度，与特写的目的相关。元素在历史中不断增生着，一个新元素的加人会引起可能性的成倍增长。这里最突出的是人造物的新生，如电脑的出现，我们可将之与其他现存的元素进行排列组合… … 等等。
各种手法除了可进行相互组合之外，还可将其分解为诸规则元素，通过增、减、替换和挪用规则元素的方式对规则加以修正。经修正的规则的变异形态用于处理元素将带来新的局面。
把规则加之于元素来获得新元素，又把新元素用于发展规则，再把发展了的规则用于元素，这意味着以生成中的规则去组织生成中的元素，形成一个没有极限的增长良性循环。这是一项大批量生产颠狂的计划。然后我们将检验所获得的成果，我们将淘汰，筛选，直到获得所需要的“理性化的非理性”，“有意义的疯狂”——即艺术态——为止。
运用“系谱开发”的方法，作品从一点升始，繁衍一个庞大的延绵不绝的家族，这个家族的特点是普遍的血亲相奸，群婚，对异族的兴趣；它尽一切可能去获至血统的不纯正，热衷于怪僻行为、培养怪胎和弑父者；其成员受到的共同教育是：对其它依赖正常伦理建构起来的家庭话语进行冷嘲热讽，却又始终与其保持对话关系。
三．语言实验结果的检验：理由无效与后效反证
“系谱开发”或“偏执狂批判”，或偶发的灵感之类工作方法得到的结果是否达到了艺术状态 ? 自我评介是该流水线末端的质检机制，它对工作成果进行筛选，不合格者参照消费者意见再加工，重复这一过程直到达于艺术状态。因此我们必须寻求自我评介的原则。
在进行自我评介时，艺术工作者要做的是：
1 、对作品中诸要素加以考查。 2 、对诸要素的构成关系加以考察，也就是，考查作品各顶事态，为其寻求支撑之物。
一旦寻求合理性变为寻求理由，就已经把自我评介错误地建立在心理主义的地基上。通过前文有关工作方法的讨论可以推导出：依据我们的工作方法所产生的事态并没有一个在先的“理由”。支撑它，为它提供合法性的并不是在先的理由，而是结果——不是它之前的东西，却是它之后的东西。这样自我评介的第一个原则便是：理由无效。
老是有艺术工作者在答问时援引各种理由来解释自己的作品，诸如社会现状，童年记忆，甚至变态心理等，这全然是心理主义理论误导的结果。进行自我评价不是去作—个事后诸葛亮为既存的行动寻找理由——也许行动总是有其理由的，但行动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理由的有无——谋财作为害命的理由是充足的，但谋财害命并不因此而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无理由的行动却不缺少合法性，这乃是因其结果：当我们自我检测时，我在反思中并不问：该状态有何存在理由 ?
实际上．当我们问：某状态凭什么存在？它基于什么而被选择 ? 我是在问：这一事态能让人作什么 ? 它将导致什么 ?
现实主义的评价标准是真实符合度；表现主义的评价标准是宣泻的尽兴程度；形式主义的艺术家在进行自我评介时则容易提出某状态的课题性，即它所触及的问题的必要性、重要性来作为事态的支撑之物，这些都是在事态之前寻求其支撑之物。然而那些我们终将确立为艺术行为的事态都先得自我确立的——在某事实的自身之内有其支撑之物：它将
作为某结果的原因，而非某原因的结果而获得自我支撑。
理由无效。维特根斯坦有言：“不要想，而要看”。如果想，我们总会找出无数理由为同一事态开脱——这就是我们思想的可怕之处。在此需要的只是向前去“看”：考查将要出现的反应，放弃一切理论的扶持，去体验事实本身。这时我们可以提出自我评价的第二个原则：后效反证。
后效反证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艺本状态的持存要求语言操作的实验性，而语言操作的实验性并不建立在课题的特殊性或自我鞭策的意愿上。实验性程度也无法以作者的自我感觉来肯定，这是一个无样本的，非实体性的评价准则。
又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只有具备实验性、超前性的语言运作才可能对安眠于惯常语言模式中的人们造成强大的刺激。那么，在实验性与否无法事先确定时，我们可以通过现察一种操作是否具备刺激力来判断其是否具备实验性。
艺术话语的实验性、前卫性、创造性只有依赖后效的强度判定才能自我证明为实验性、前卫性与创造性。此之谓“后效反证”。
对语言强度的考查首先是一种“看”，而且必须是把语言作为语言来看。所谓把语言作为语言来看，就是站在言语事件的施加对象的角度来看，作为语言事件的受害有来看。
怎么想，只是我这么做的理由，但任何理由对于支撑一个事实都是不够的。只有观众效应，才能成为我这么做的根据。必须在自我评价中把根据基于观众效应，据此使作品具有可修正性，可以精益求精地发展事实直至其生效。
寻求强度体验有一种被误解为实用主义的危险。要警惕，我们并不先行设定一个明确的意思去加以传达，去选择和设计手段，语义的缺失与效应的不定向是与实用主义的分水岭——实用主义导向欲求的满足，却不导向发现。实用主义的事实被目的所遮蔽。实际上实用主义的艺术只运用符号操作，并且是在符号最为僵硬的情况下操作，这注定它不可能
具备具有发现价值的刺激性。偏执狂批判与系谱开发等方法提前放弃这种设计性，在自我评价中则进一步清理其残余。
形式主义的工作容易陷入的心理主义陷阱是：进行一种并无实验性可言的“实验”工作。作者自以为处于实验状态中，对工作方法不反思，满足于其工作具有课题性，其课题具有重大性，必要性而赋予工作成果以合法性。此时我们只有依赖强度体验，当观众感受不到语言操作的力度，体验不到其课题的存在及其必要性，那么我们就可以自我判定：目前的工作成果仍不具备建没性与实验性，有待加以推进。
作为交往活动，语言操作的价值必须依赖其对此交往的功效而判定。而艺术作为非含意性的特定语言形态，作为含意性语言的自我消毒机制，是一种对交往的批判——交往畅顺造成了对交往过程的无知觉和对交往规则的不反思。艺术话语对这种交往自动化的批判作用是当下的。如果我们仍将艺术话语看作表达，就可以设想表达不被理解，埋藏的深意不被挖掘的埋灭的天才之类神话。现在没有这种神话：一种高深莫测的语义本身可能是针对少数人的。可是一种蓄意中止交往惯性的操作却是针对一切人的。
因此，在自我评介中清理心理主义，在此进一步意味着放弃天才论。
在对语言强度的考察中，作者作为观众进人体验现场。避免了掩耳盗铃地推测作品的可能性的自圆其说。要真正标举作品的体验性，必须考查作品反应的各种可能性。这时，我们遭遇了更深一层的问题：诸多观众中，谁的体验更具权威性 ? 谁能算是后效体验的提供者 ? ——从这里出发，我们将走向”构造的观者”的观念。
1995.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