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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因为憎恨恶臭而发出恶臭
——答《重要的是什么?》
再漂亮的姑娘肛门也是臭的,这其实无损于姑娘的美丽。但我们的文化百般抵赖,拒不肯成熟一点地接受这些事实。文化因为憎恨恶臭而发出恶臭,这样一种恶臭很难不通过往自己的肛门上喷洒香水来进行自我麻醉。然而享用这种麻醉是要付出极高的代价的,麻醉是从潜意识中挪用了快感,但是痛苦何曾消失?痛苦只不过未被感知,痛苦在压抑中转化成了颠狂。
今天,这种颠狂对我们的文化的敲诈正在日益冷酷,它渐渐堕落成一种在专制时代时常被翻腾出来的义正辞严,它使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好像被一个瞎眼的算命老头心怀匝测地咬了一口。
《重要的是什么?》一文观点明确 , 文字写得很清楚,至少没有病句,这在中国艺术界中已属难能可贵 --- 你翻开那些美术批评家受贿为各种画册写的文字,真没几篇找不出病句的。没有病句者,朱青生教授等数人而已。像这种出于学术态度又有水平的批评,真是一种恩赐!
《重要的不是肉》一文里,前半部分是对现有关于“暴力化倾向”的话语分析,后半部分是立论,我认为“暴力化倾向”的说法助长了暴力化倾向,使我们的前途光明的“后感性”得到了简单化的理解。这里既有自吹自擂也颇有点埋怨老栗的意思 --- 这从来都是我对老栗表示尊敬的方式。但我想我的意思说的还算清楚:
一, 我反对追求暴力化倾向本身,而且我指出,目前对它的辩护都存在着理论困难。
二, 我更反对以“暴力化倾向”为罪名禁止相关行为艺术的实验。
三, 所以,我和“仍然”先生一样地认为:“我们不要再去讨论该不该用尸体来做艺术,……如果真的用 " 尸体 " 作材料可能出有意义的作品,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但用 " 尸体 " 不是目的,而是过程。”这些话都非常好,我完全同意 ---- 鉴于目前多数相关批评都搔不到痒处,我对朱昱的食人作品进行批评,我其实是企图向人们示范,严肃和内行的分析应该是这样的。这些批评的话我对朱昱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好像“仍然”先生没有看这一段。
还有另一些问题:
四,既然用尸体作材料可能出有意义的作品,我们当然可以用,那么,我们当然也可以“围绕 " 尸体艺术”作十个展览”。并且应该允许,应该敦促有兴趣的人去挖空心思的想怎么来处理尸体,但决不是 " 大家都去 " 。如果大家都去了,那自然很暴力,如果硬说我往主张大家都去,那就更暴力了。这是辩论中的 " 稻草人论证 " 的栽赃法,阿奴火攻,固出下策。
五 , 如果作为独立作品看,乌尔善的《爱如潮水》尚有商量:锯猪的两人并不简单的是疯狂二字所可形容,深色雨衣有制服做的恐怖感,他们之间的交谈和微笑使之怪异了;两人被飞溅的肉末弄得狼狈不堪,则使施为者和承受者的关系混淆了,这在我看来都是极精彩之处。我个人则感到最后开箱放鼠不太必要,而原计划中死猪身上挂了鸽子,龟等活物,猪肉切割之后这些活物能带着碎肉四处飞开、爬开。这部分没有实现,用白鸡来代替就成了视觉上的经营 -- 当然,视觉上的经营也是有价值的,但比起“切割分解”的连续过程就打了折扣。
问题是,根本不可这样来讨论这件“作品”,谈论作品的好坏这自身己经太保守。在《后感性·狂欢》里究竟有几件作品其实都无法精确统计。整件事是整体,作品与作品之间崭新的关系,使这件事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作品”,比如门口用电视机现场直播,关门,控制音响等因素都不是属于某人的作品。这件事甚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展览”。按老方式勉强分段的话,每段都有其功能,有的神秘,有的紧张,有的热烈,但之间的关系使之都不分离的神秘、热烈或紧张。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也空前复杂。我认为《后感性·狂欢》完全超出了目前艺术理论的解释水平,远不是可以用现有的好坏标准来讨论的东西,这一点我们的确非常自负。我们之所以能达到这一步,是因为我们在那半年中真正进入了的实验中,我们付出了劳动 , 真正地改变了自己,清洗了自己。
六,锯完猪之后锯活人,这是你们的思路,不是我们的思路。你们停滞在这种状态,不如回家种地。透露一下,我们下一把跟声音有关,不锯了耶。再透露一个密笈 -- 我们从来不根据“创作思路”来搞,我们其实……哎呀,说漏嘴了!
七,中国艺术也和中国的 IT 业一样,“需要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引导艺术发展的方向”吗?,是吗!?是吗!?是吗!?“这是急不来的”,可是好像有人急得很哩,要在中国艺术里搞逼儿 · 该死先生式的垄断大企业,就得学岳不群挥刀自宫。可是“欲练神功,挥刀自宫,自宫之后,未必成功”啊!为什么未必成功呢?逻辑如下:须知要当重要人物一呼百应,就得让别人觉得重要,要让别人觉得重要,就得遵守别人既有的重要准则。要成为 " 重量级 " 的,就得把现有的度量衡奉为金科玉律。而遵守既有的准则就可能改变不了什么,改变不了什么的话别人就不会觉得你重要。未必成功,时不我与又痴心不改的,就会变成慕容复,坐在坟头上称帝给小朋友发糖糖吃。
中国艺术的发展最好不要有方向,尤其不要让哪一个重量级人物来指引这样一个方向。中国艺术的发展最好让无数小人物的无数小方向互相作用,互相磨合,就算最终归一成一个大方向,至少也会比任我行挥手我前进要来得丰富一点吧。还好,重量级人物的出现是急不来的,栗宪庭不行,朱青生也不行,我邱志杰就更不行了。我之所以当不了重量级人物,有三个理由:一,如上所述,逻辑上未必成功,不值得追求。二,小子我虽然语言油滑刻薄,却宅心仁厚,总记着方证大师说的 " 只要有人想一统江湖,江湖上就永无宁日 " 。三,天性使然。邱志杰能阴谋兜售的,也就是这么一点可怜的权力意志:拜托重量人物了,放我们一马吧!
八,中国传统里是不是只注重修身养性,而没有吃人的艺术,鲁老师己经回答过了,轮不到我说话。咱们不是谈着暴力问题吗,在我记忆里最暴力的案例是:石达开满门被清庭千刀万剐“寸磔”后,(比乌尔善锯猪要精细得多,将全身分为三千多小方块一刀刀剐,其过程中刽子手与犯人同时嚎叫),他的幼子五岁的石定忠和一个刚出生的弟弟由于身躯太小无法按规定分成三千块,皇家乃将其养大到成人后行刑。 -- 在石定忠长大成人的期间他一定经常进行深刻的内省!否则怎么能活下去!如果深刻的内省让人平和,只好说徐渭和八大都内省得不够,又或者他们不懂“传统”,要去北大上上课。
修身养性中的身和性,就像那些批判所谓暴力倾向为反人性反伦理反理性的话语一样,这里的 " 人性 "" 理性 " 听起来很人文很感人,其实都是一些浪漫的形而上学,只是通俗歌曲的认识水平,心性这样的词汇连法轮功都能盗用呢!严肃的思想者撇开胡说朝人性认真看去,就会发现臭皮囊中空空如也。只是一些尚未完成的方案,只是一些尚待证实的猜想,人性的本质为何,端赖我辈下一步的亲证。重要的不是回返人性,而是人性要向哪里去;重要的不是回返理性,而是理性要向哪里去。修身不是剪指甲儿,养性不是吃补品,吾之大患在我有身,我想说:应该用实验艺术的态度来思考人性、伦理,身和性。这些概念无法定义艺术,相反,他们要由艺术来定义。
理性比起非理性来更加非理性,人性的谜底就是变动性。所有的卫道士们不得不以复数形式来谈论自己,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人性只是个统计学概念,事实取决于人们准备相信什么,而最致命的事实是人贱,人随时准备说服自己相信并不可靠的词语。
我们的理性只是我们非理性的想象,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大脑的不可能的幻觉。把自己捆绑在一些固定的理性和人性的概念上,甚至要把艺术捆绑在法律上,又或者某个英雄人物的意志上,都只是一个文化低能的表现。如果人性要成为真实的,特别是在今天要成为真实的,它就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反理性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