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应：不能当真，更是不可能是幻觉

　　在《后感性：狂欢》之后，在中国美术界任何拼盘式沙龙式的展览，就算其中有个别醒目的作品，也已经变成是整体地保守或反动的了。“展览”的艺术交流方式已经被发现是滋生直觉的麻木和伪虚的社交风尚的温床，并且明显充斥着后殖民主义的恶臭。如果我们仍然期待艺术这场游戏让我们不安并且因为不安而变得敏感，我们就必须设法把自己逼向一种无知。而且我们深知这种无知不可能简单地通过把自己灌醉而获得。

　　于是我们着手发明一些制度。这套制度不应该像“展览”那样让我们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它不是民主的，它一定不能颁发给你一张“自我”的床位之后就让你安然就寝。它不应该让你总可以把过去的经验夹带进来。它应该能让我们总是觉得缚手缚脚，它应该让我们觉得前途莫测，觉得所有的教育都派不上用场，它应该能让每个人都坐立不安……这种感觉岂不是非常像命运？

　　所谓“艺术”做到这一步，终于有人成熟得可以意识到，真正的敌人其实就是对自己的轻信。这无疑证明中国艺术界开始变得老谋深算。对“自我”的这种满腹狐疑的猜测使我们制定了这次游戏的规则：每个人必须交出自由，必须在自由的被夺中用创意来重新论证自由：也许有，也许无。而创意本身，也跟意志若即若离，而跟运气大有干系。而每个人之间的关系，除了《狂欢》中的互相渗透和叠加，也同时具有了互相胁制和为难的意味。自由是得在人与人之间进行讨价还价的，这显然更符合实情。

　　那种游戏与命运的相似感让我们最终为“报应”这个词汇所着迷。后来这个描述性的词自身开始也成为一种条件，就像由他人提供的面粉和菜刀之类物质，“报应”这一个词开始牵制思想，最终所有的作品都染上了一种鬼气和末世感。比《狂欢》更甚的是，我更加难于判断作品有几个或者作品归谁所有，统计的单位应该变成这样一种问法： “现场”发生了几次？

　　有一些行动，有一些表演，有一些偶发，有一些舞蹈。同时是几个装神弄鬼的道场，同时是几个千方百计的装置，同时是几场假戏真做的遭遇。我们把这种此时此地的，不可重现的，不可当真却又更是不可能是幻觉的这种新的存在物命名为“现场”艺术。现场由物质长成，现场由规则推演，现场与游戏者互相糟踏。与其说现场是存在物，不如说它是我们的境况。“现”者“见”也：见异思迁，见机行事，见好就收，然后见仁见智。“场”者“敞”也：敞开、敞通…对于“现场”而言，材料、规则、包括我们这些游戏者，都只是一些货币，而货币从来只是身外之物，只有命运是生可带来死可带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