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生活及其录像

　　一个人如何检验自己是否已经死亡？

　　•  紧压手指，如果指尖出现青紫色，证明血液循环尚未停止，仍未死亡，否则证明已经死亡。

　　•  用手指压迫眼球，使瞳孔变形，解除压迫后瞳孔恢复为圆形，证明仍未死亡，否则证明已经死亡。

　　•  用加热的油类或金属棒作用于皮肤，如皮肤发红或出现水泡等炎症反应，说明未死，否则证明已经死亡。

　　•  将玻璃片冷切后放在鼻孔前，如果玻璃片出现雾气，说明仍有微弱呼吸，否则证明已经死亡。

　　•  将肥皂泡抹在口、鼻处，详细观察气泡变化。

　　•  用不到 1% 荧光色素钠滴入眼睛，结膜和虹膜当即染黄，如 2-5 分钟内…

　　•  ……

N ）面对录像摄像机表演以上行为，并通过监视器即时观察到所有细节。

　　我可以作证，对死亡的意识构成了人类最根本的艺术冲动。其实，死的经验在生命中很接近艺术经验——它在生活之外，却又随时可能与你猝然相遇。它否定日常经验的理性，它中止一切计较与盘算，它在围观者的心灵上造成一片空白，它是录像带中的雪花。人们恐惧死亡，但人们打心眼里也恐惧艺术，但每当生活变得不堪忍受时，人们便向死或艺术奔去，寻求庇护或逃脱。有时我想，人们在一个作品前驻足再三的心态可以很接近街上那具车祸留下的尸体再三吸引你的目光的那种吸力，它在你餐桌上的谈论与旅途上的冥想中挥之不去。因为当你转身离去时，你的身上发生了某种改变。在二者中，你都会看到，一个神秘的黑色世界向你敞开。

　　因为相似，人们用艺术来代替真正的死，人们在艺术中经历精神性的死亡与轮回。艺术预演了死亡，又把真正的死亡推出了视线。人类的艺术理想是：在真正的死亡降临时，我们会把它当作又一次美学经验而欣然承担。

　　而录像是生活的证据。

　　有一天在父母家中的抽屉里，我从成堆的录像带中发现了一盒没有标签的录像带，我带着好奇把它放进了录像机里。屏幕上出现 了一些陌生的脸孔，正在进行一场庞大的宴会。由于年久，磁带已经变质，图像褪色，声音全无。我忽然意识到，由于时间的作用磁带毁坏了，同样由于时间的作用这些人可能都已经死亡了。就在这时，我忽然在屏幕里看到一个人，留着长发，那是我自己，几年前的我自己，置身于一个可能已死的群体中——他被裹挟在过去之中，却又在场，在这里与我相对。

　　在中国的丧礼上，人们把死者的遗像嵌在花圈的正中，那种遗像有一种特殊的风格，往往端庄地微笑，但他的眼神却在哀求活着的人们：记着我，记着我，记着我……每一次拍下标准照时，我们不知道哪一张会被选作遗像。（也许政治家们知道，也许他会让人认真修饰之后，拍下一张遗照，慈祥得让所有生前咒骂他的人都谅解他。）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用一段录像放在花圈的正中来代替照片。因为录像展示活生生的一个人，他的音容笑貌，他可以向你说：记着我。录像用电子形象的生活嘲弄死亡，因此更加有力地证明了死亡。人们对待照片的态度往往像对待一个物体，而录像拉近了生者与死者的距离，因此揭发了生者的命运及其隐痛。录像带让观看的生者与被摄录的死者，共同耗费的那段时间，是死者对生者的剥削，是生者对死者的奉献。

　　摄影和摄像来自人类对客观性的寻求。早期摄影的出现分担了绘画的纪实功能而解放了绘画，而录像的原始应用是银行和自选商场的闭路监视系统，是电化教学中的资料还原。镜头的机械性提供了“客观”的保证。但录像又与摄影完全不同，录像总是用来纪录生活的。我们会拍下一堵墙的照片，但我们不会为一堵墙拍十分钟的录像，除非那里有什么在运动，或者有什么将要发生，我们可以拍摄十分钟的人脸、狗和猫，既使它一动不动。照片中的形象不会死去。如果我们面对一段十分钟长的墙的录像，它在屏幕中一动不动，它也跟一张墙的照片截然不同。因为在照片中，摄影师是一个隐身人，而在这段录像中，我们知道，这个摄像者要求我们像他一样对着墙凝视十分钟。我们知道，他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