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摄影的倡导人看到他的这些呈现会说：啊，这就是一种新创观念的艺术表达，它以日常生活的朴实无华来“前卫地”推翻艺术的神圣性。对社会学者来说，这样的感叹不免有它的社会旨趣，因为它反射了艺术的创造性之于趣味构成之社会逻辑的某种契合。然而，邱志杰的作品引起我的感受，却并非是一种对新创的惊叹，亦非一种社会学对创造性的否定，而是若干零散的理论追忆。

我从事的研究领域（人类学）中，现代学派的始作俑者马林诺夫斯斯曾有一个非常荒唐的想法，他想要用来自西太平洋小岛上的“野蛮文化”来颠覆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文化化与睿智。在二十年代这位波裔的“疯子”就在伦敦大学宣称，西方文化己经到了尽头，因为西方文化过于崇尚历史理性的神圣。那么，西方文化的出路在何处？马林诺夫斯基竟认为，在他呆过两年的特洛布里安德岛，西方人可以获取良多教益。

那里，人们生活在象狗那样无聊的日常时间里，甚至人们没有象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那样有时间的概念，休闲与工作没有区分，时间的消失没有引起人们的恐慌，人们能在信仰中死而复生，也能在生活中显得象死了一样平静。这一切构成了真正的社会科学所应研究的“日常生活的无思索素材”，是人类生话的普遍真谛，而西方的神圣文明观，必须在这面日常生活的“非我镜片”前观照自身，体验自我神圣超越的荒诞。

诸如此类的，被某些哲学家形容为“无聊”的人类学叙事，显然还没有引起依然启蒙的中国学人的关注。但从邱志杰的摄影中，我依稀能够感觉到有那么一种人类学的精神在涌动。在一次闲聊中，邱志杰似乎也认为，艺术应当回归于日常之纪实。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因为日常的纪实能使我们从“英雄史诗”的神庙壁画艺术中疏离出来，也能使我们从总的观念形态上对于艺术的革命性觉悟（常是表面化的觉悟）中走开来。

一如人类学者那样，二十世纪的“观念摄影”有一种撰述的期待，而这种期待本身之旨趣不在别的，它对我这个绝对是外行的人而言，无非在于对启蒙的再启蒙（而不在于对现代性的后现代反思）。邱志杰提供的那些“日常无思索”的图景，其所具有的意义因之并非是古典美学的，而是后启蒙的学术思想的启发――它们，这些（物化了的观念）使我们看到，每日流过的时光（在西方以 days, weeks, months 来计算，在中国以日、月、节气、四季来计算），其实都蕴涵一种被启蒙之后即失去了原旨的意义，其实就是人的命运本身。

正象民间流行的“春牛图”那样，神圣性的情绪与世俗性的紧张（或反之）相互依存，所以我们要谨小慎微地看待“日常无思索”的举动，而不要把所有的“焦距”对准“创世纪的革命事件”上――这或许就是“无聊的艺术”对于启蒙观念的颠覆。

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伦敦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著有《想象的异邦》、《闽台三村五论》等多种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