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运用谱系学的研究方法，以独特反结构主义的视域勾勒出了微观权力的统治面貌。这种权力统御似乎远离政治、统治权、服从支配、系统功能等传统权力系统的概念，微观权力的具体性、多样性、关系性、生产性等特点——使权力变成为一种治理术并在今日社会中无处不在的被建立在各种关系和网络中，但权力主体却无处可寻，个体既是权力的工具又是权力的主人。同时，这种普遍的社会治理术又生产出各种统治效果。

邱志杰早期的创作中多思考和关注一种由意识形态所控制的不可见的“抽象的观念”对于思维的控制；代表作如《好》系列，探讨一种被灌输的所谓“体像”的自我认知和“训练”怎样改造一个人的身体动作；《极乐世界：来自西方的装饰》和互动多媒体作品《西方》探讨了我们对于彼岸的观念是如何渗透在日常生活当中；《四月八日》中，要求参与者抄写报纸的行为从内容上规定了抄写者，字体成为他身份的标志，而将他的字体作为模本则剥夺了他的身份，这件作品讨论“社会规则”是如何在公共性与偶然性之间转移的。这些作品都与艺术家对现实及自己工作的判断有关，关于“限制与自由”的思考也许可以在这些创作中得到讨论：通过创造新的知识体系，重新发明词汇；意识到限制并通过反思个人可能的行走和逃亡；反思并建设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创造让现有的知识的 “ 体系 ” 鞭长莫及的东西。

“真理无疑也是一种权力。”（《福柯访谈录 --- 权力的眼睛》，严锋译本，第 32 页， 1997 ，上海人民出版社），艺术家作为特定领域的知识分子，其批评性的工作如何在今日开展？这个批评性工作的性质已经经由尼采的提问转化为：在我们的时代，“真理”是如何赋予价值，以至于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而且，在今天，这具有了更复杂的性质，不是简单的摒弃或者拒绝历史和现实，而是进行一种审查性的工作。那么，如何在其工作过程中尽可能地警惕我们在检验和评价时建立的价值而执握“历史之手”？重要的是，如何在此建立一个自我审视的机制，即，我们要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种对自己的评价工作也是作为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邱志杰在《极乐世界：来自西方的装饰》（ 1999 ），《西藏计划之：从拉萨到加德满都的铁路》（ 2007 ）中呈现出的对历史的一种批评性反思使他的工作具有一种谱系学的意味。也许他的批判性不是去“写”一部“反抗”的历史，而是力图思考整个历史过程中的复杂因素，去“写”一部有关如何在历史建构中生产“真理”的政治的历史。《南京长江大桥计划》（ 2007-2009 ）中，邱志杰的工作有着强烈的去作者化意识，他的工作是，让这些进行中的对历史的“考古”工作本身成为一个话语装置，将国家叙事和个人体验，国家政治与个人命运的关涉点，更隐秘的权力关系中话语机制都置放于此功能性的结构中进行分析和讨论，并通过这些交织着时代性的个人生活、事件所组构“历史”的呼之欲出，分析和判断我们正面临的时代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