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間，意味著文革晚期的事情，還來得及在我的童年記憶中埋伏下來。我會唱的第一首歌是《我愛北京天安門》，小學課文的第一篇則是《雄偉的南京長江大橋》。此後，如果我期末考試成績優秀，我會得到這樣一張獎狀，上面總是有那座大橋。（圖 1 ）

剛上小學，第一件事情就是毛主席去世了。我們被組織到人民會堂去參加追悼會。周圍的人都在哭，我哭不出來，十分著急。但是最後被周圍哭的氣氛所感染，也跟著哭起來。等到大家都結束時，我已經欲罷不能。這種表現，應該是得到了表揚。

即使是在文革中，傳統文化的痕迹還是到處都在。古城裏面還是到處都是老牌坊。我看到的《水滸傳》還是民國時出版的帶著綉像的版本。老派的書法家們，互相筆會唱和的時候，寫的是毛主席詩詞，但用的却是石鼓文。山水畫家們，在群山中加上一隊舉著紅旗的人，或者，遠景中有一座南京長江大橋，就變成了革命性的題材。

文革一結束，遺老們從各個角落冒出來。功夫熱、書法熱，死灰復燃。這時，恰恰是在一種很社會主義的藝術體制，一種叫做「群衆藝術館」的機構所辦的少年培訓班裏，我接觸到了本地文人傳統的正脉。原來，文革期間他們不少人靠著抄抄大字報，出出黑板報，都過來了。中國文化傳統的生命力，就是這樣。風暴到來時，竹子會趴下。風會過去，竹子會重新挺立。我的恩師鄭玉水先生用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的《解放軍報》練習漢朝的《石門頌》，這張報紙上有越南人在前一天擊落 12 架美軍飛機的報道，還有毛主席語錄：「帝國主義是外强中乾的」，這在當時或許是可以構罪的。二十年後的一九八五年，因爲故鄉小城買不到《石門頌》這本字帖，我從老師那裏借來字帖，連夜就用透明的紙雙鈎下來。

我度過了浸泡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少年時代，混迹在最後一代儒者中間。老師在廟宇中找和尚參禪聊天的時候，我爲他們磨墨。必須重按輕推，不能發出聲響。等他們興致來時，寫一堆「翰墨緣」、「金石樂」之類，很快耗盡一天磨的墨。跟他們去拓印各種摩崖石刻；聽他們用文讀的閩南古語讀綫裝書，一篇《孔雀東南飛》，讀得老泪縱橫。看他們用清水在紅磚上寫字，作每日的功課。這期間，我臨摹了近千個漢印。進入青春期時，因爲擔心日記被偷看，我先是用篆書記日記，後來還是覺得不保險，索性用甲骨文當偏旁部首。發明了一種拼音密碼。多年之後，在我早就忘記此事的時候，一次回鄉偶然發現了一本日記本，上面是我自己完全不認識的文字。這是我的版本的「天書」。而用水在磚頭上寫字的經驗，在十年之後，當我接觸到所謂過程藝術和激浪派的時候，默默地，變成了《重複書寫一千遍蘭亭序》。（圖 2 ）

在我三歲的時候，尼克松總統訪問了中國。在我學習書法和中國畫的同時，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因此，我用篆書所寫的日記中，充滿了對弗洛伊德、尼采、薩特、卡爾 · 波普爾、卡夫卡、拜倫、海德格爾混亂的閱讀。我們那群中學生，甚至有一個鬆散的小組在閱讀《共産黨宣言》、《 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甚至于《資本論》。這種思想上的不安，讓我在一九八六年十月，看到一個叫「厦門達達」的展覽時，非常明確地對自己說，這就是我要做的東西。于是我放弃去讀考古成爲一個敦煌學家的夢想，决定考美術學院。

這就是說，在考上美院之前，我就已經知道，自己要做的不僅是美院正教的那些。

我沒有經歷過先迷戀學院教育和官方藝術，到反叛爲前衛藝術家的憤怒轉折。我也不是在當代的潮流憧憬西方，驀然回首發現傳統。起義者和浪子回頭的故事，更好聽，但不是我的故事。舊文人、民間文化、社會主義記憶和全球化，這四種食譜，從小就雜亂地糾纏在一起，不可分割。

民間的影響，主要來自福建這個家鄉。福建對我的影響是：獨特的閩南方言保存了大量古文化信息；然後，民間文化極爲强大。即使在文革還沒完全結束的時候，逢年過節，黨員們在單位上完班，回家就開始拜天公拜祖宗拜三坪祖師公。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還曾經拿了一塊桃木版，爲一位當乩童的親戚刻了道符。短短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生活，消滅不了南蠻之地的妖孽。給它們一點溫濕，民間的怪力亂神就成了癬菌。僑鄉的文化更讓它略顯合法。遍地都是媽祖廟，那是我最早造訪的美術館。

這就是我的雜食背景。這種雜食讓動物有著剽悍的適應力，能够勝任多種角色。當它過于確定時，也讓我不斷地從角色中退出。這應該是一種商業上最差的藝術家策略：從《蘭亭序》開始，我曾經作過「後八九」最年輕的藝術家；後來又成爲新媒體藝術的組織和推動者；觀念攝影的一員；「後感性」一代和行爲藝術的辯護者；主張社會干預的「總體藝術」的鼓吹者。三頭六臂，狗抓耗子。

除了做作品，還寫作、還教書、還編過雜志、做過藝術空間，還一次次淪爲策展人。唯一沒有離開過的是，一支毛筆。

我這種奇葩，正是一個時代的精神混亂，和一個民族的精神病史的病例。三十年不眠不休，欲壑難填，上天入地，正邪兼修。激烈地捲入歷史和世界，要麽滿身結石，要麽煉成舍利子。

雜食的背景給我一個强烈的影響：每一個人，都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分割爲一種文化單位。人不是觀念、立場、態度的工具。人有口音，人有氣息，人會死，帶著各自生老病死沉浮聚散的命運。兩個這樣的命運之間要互相啓發，一支簡單而柔軟的毛筆才够。

我學習過很多精巧的設計、場面的調度、圖像的寓言、感官控制的技術。後來也知道如何利用闡釋、營銷和體制的力量。但是這些方便的成功技術，慢慢地變得沒有尊嚴。當代藝術家們精心設計圖像，然後用複製和傳播占領人類的印象。他們塑造品牌雇傭奴隸把自己變成資本家，甚至爲此去進修管理學；他們到處尋找空白注册專利，爲此可以噁心自己。他們爲了展覽想方案，甚至要互相保密方案。這都讓我覺得太資本主義，不勇敢，沒尊嚴，沒面子。

二〇〇九年，我在紐約的一個畫廊展覽，我在開幕前兩天到達，畫廊是空白的，運來作品在美國海關被扣了。老闆很輕鬆地笑著說：反正我知道你今天到，你會有辦法的。于是喝酒。喝到半夜，我說，明天你去唐人街花二十美元，給我買一瓶墨汁，兩隻毛筆。第二天中午我開始在墻上畫畫。連續畫了 24 個小時。畫出了一個展覽。下午開幕前還來得及回住處換了一身衣服。那時正是金融危機最厲害的時候，切爾西的畫廊都在展小畫。（圖 3 紐約壁畫）我覺得這次很酷，很刺激。

水墨畫和書法，助手幫不上忙，這很酷。畫畫的這個人讀過多少書走過多少路，修養有多深，筆下就有多少韵致；內心有多强大，筆下就有多狠，這很酷。所有的痕迹歷歷在目，所有的錯誤無可掩飾，躲不得，藏不住，有冒險，像命運一樣，這很酷。不靠人海戰術和工藝精緻，不靠砸錢堆材料，很大的一個展覽運費很便宜，非常環保，這也很酷。畫畫寫字的狀態，通著氣功和武術，越畫身體越好，氣場越大。不是青春飯，越老越强大，這就更酷了。

這麽想，我也就也越來越喜歡在墻上畫畫，展覽完抹掉。收藏家很痛心，觀衆覺得自己很幸運，很珍惜，看得仔細和激動。這樣，雙方都像做愛一樣，真誠，投入，很有尊嚴。

然而，書法和水墨絕不是逃避。不是燒香打坐聽古琴，假裝心平氣和，假裝萬念俱灰。不是裝神弄鬼教老外打太極拳。我不但沒有斷絕激烈的社會關注，反而更積極，能量更充足。

二〇〇八年一月，我在南京長江大橋的欄杆上發現了一個自殺者留下的血書「當愛烟消雲散，我剩下的只有忘情」。（圖 4 ）這時我正在進行南京長江大橋自殺干預計劃。

這座一九六八年底建成的大橋和我幾乎同齡。在我小學的獎狀裏，它是革命、民族獨立和現代性的紀念碑，進步的標志。而當我携帶著書法再次站在它上面時，它已經是一座意識形態的廢墟。四十多年來，從大橋跳下自殺的人在官方記錄中是兩千多人——你們的舊金山金門大橋，從一九三七年建成至今是 1200 人。我從二〇〇七年開始展開社會調查，同時帶著學生，和民間自殺干預機構合作，在大橋上阻止自殺者。這個工作至今還在進行。從事自殺干預，去當別人沮喪情緒的垃圾筒，是有風險的事業。我需要更强大更自由的內心，書法和水墨就是我的護身符。

二〇〇八年，在大橋上，與這些現代化歷史中的失敗者一次次地狹路相逢，一次次地勸解這些赴死者。有一些形象和話語，在我的心中一再重複，慢慢明晰起來，沉澱下來，盤桓不去。我站在這座大橋上，常常會想起自己即將出生的女兒。這些形象和語句必須交給她。而它們只能是水墨畫和書法。

因爲水墨是失敗者的藝術，是搏命的藝術。同時我也知道，那麽多人走上南京長江大橋去死，正是因爲這個時代中水墨和書法氣息的稀缺。而毛筆才是寫信的工具，是一個父親對女兒說話應該用的口吻。于是有了此刻在大都會美術館這裏展出的《給丘家瓦的 30 封信》（圖 5 ）， 30 張畫 10 套作品，中間正好是南京長江大橋的九個橋墩。千男萬子各自死，一父一女相伴生。

很多人在長江大橋上拍攝旅游紀念照，轉印在杯子上，作爲紀念品。我把大橋上的塗鴉拓印下來，印在杯子的另一面。這是《到此一游紀念碑》。

大橋邊上的廣告牌，寫著豪宅的廣告詞「世界會爲有遠見的人讓路」。 40 多年來，中國社會的關鍵詞已經由「革命」變成了「成功」，而成功的指標正在日趨僵硬。正是這樣的意識形態讓失敗者無路可走。我開著車從北京到南京，經過南京長江大橋，一路留下了輪胎上刻的字：「如何成爲失敗者」。

二〇〇八年夏天，我刮去了大橋上自殺者的血書，在那個位置，割破自己的手指頭，寫下「馬達加斯加的首都在哪裏？」（圖 6 ）字寫得不好，因爲很痛，手發抖。

你們中有人在嘀咕，爲什麽是這句話。每次都會有人問的。我再給大家看這個《公元五千年倒計時表》。（圖 7 ）在大橋上，當我們蒸著失敗感的桑拿，不能自拔的時候，我們需要某種東西，比命運更遙遠，讓心一凉。在這個倒計時表的對面，是北京奧運會的倒計時表。這個荒誕的鐘錶，其實是政治。

于是我所有的工作得到貫通：表面上看來，在大橋上救人，當教師，當策展人，是最社會性的肇事。而書法和水墨，是最個人，最接近于修身的工作。分布在其間的，是各種機緣中的造物。這樣想，就只是中國舊文人的路數，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但其實，最外部的捲入，正是修身的現場。越在大橋上呆著，形象和筆墨都越獨特和厚重，而不是熟練地重複傳統程式。而越是堅持書寫和繪畫，心靈就越敏感和自由。以一支毛筆在宣紙上的走著不歸路，這樣的書寫和繪畫，讓內心强大，讓我敢于走上大橋，這正是一種干預。所以我的水墨，不是枯木寒林松泉高士。我們不戒葷腥不修禪定不斷煩惱，我們必須下地獄。我從小雜食，不怕。

最近，我正在爲南京大橋自殺干預機構設計書法和水墨的藝術治療方案。同時，丘家瓦 5 歲了，應該開筆習字。我爲她雙鈎了《泰山金剛經》，讓她描紅。我相信，有書法和水墨，有唐詩宋詞和漢字，她的一生，無論在什麽樣的煉獄中，也就有了護身符。

多年之後，當我們都已死去，丘家瓦也會爲她的孩子雙鈎一本字帖，讓他們描紅。

中國人幷不相信不朽。真正的能量，是不息，代代相傳。

本文为作者 2013 年 12 月 XX 日，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水墨」（ Ink Art: Past as Pres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展览论坛「 XXX 」上所作的发言稿。因本文涉及「三个艺术世界」讨论中的诸多问题，征得作者同意后，特此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