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自宋元以来就是福建花木之乡，民间广泛种植水仙花、茶花、桂花、木棉花、梅花、含笑、牡丹、杜鹃、紫藤等花卉。明清时期，随着园艺技艺发展，漳州出现了许多花农聚居村落，他们世代以培育花木、雕刻水仙、嫁接茶花为生，如著名的百花村。中国水仙（Narcissus tazetta var. chinensis）最早可能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后经古代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相传宋代（约11世纪）水仙花已在福建出现，尤其漳州、泉州一带栽培兴盛。早期通过海上贸易或僧人、使节引种。到了明代中后期，漳州地区已大量种植水仙花，成为重要的花卉栽培产业。漳州人逐渐掌握了“雕刻水仙”、“盆栽观赏”以及“控制花期”等技艺，形成独特的水仙花文化。
伴随着海上贸易，欧洲的植物猎人们来到中国，将牡丹、山茶、杜鹃、紫藤、玉兰、百合、含笑等中国花木品种传播到欧洲。维多利亚时代的温室是工业与帝国的双重象征。它以玻璃与钢铁重塑了自然，把来自殖民地的植物囚禁于精心设计的热带幻境中。温室不再只是培育植物的场所，而是展示权力的舞台——一场关于“驯服自然”的殖民叙事。那些被移植的异域花木，被重新编排成“理想化的热带风景”，既满足了公众对世界的好奇，也在无声中宣告英国对他者土地与知识的占有。温室成为帝国的隐喻——在透明的穹顶下，世界被温柔地驯化。
沃德箱是一种早期的玻璃容器，用于保护植物。它在19世纪被广泛用于保护从海外进口到欧洲的植物。这些植物绝大多数在漫长的海上运输过程中死亡。沃德是一位热爱植物学的医生，他发明的沃德箱掀起了商业植物运输方式的革命。这项发明得以将金鸡纳树、茶、橡胶等植物在世界各地搬运。
温室与植物猎人的出现，标志着自然与殖民体系的交织：一方面，它推动了植物多样性与园艺产业的发展，使闽南花木业成为“南方之花港”；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的全球流动——植物成为贸易、审美与身份政治的媒介。闽南的园林与花圃，正是在这种跨洋的生态与文化互构中，形成了独特的“海丝植物地理”。
作品采用浮动花坛形式，整体在江水上漂浮，采用生态浮岛技术，以可降解环保材料和轻型浮力结构构成，安全稳固；
浮动花坛中间构建一座玻璃温室，这是当年植物猎人们在世界各地采集物种的搬运工具，也是到达目的地之后培育和改造物种的技术。白天是植物景观塔，夜晚通过内置光电系统发出柔光，形成“花灯”效果；
温室内外整个浮动花坛种满上述各类在全球交流中活跃的花木品种每一种花木设有铜刻植物铭牌，标注拉丁学名、原产地与传播路径、相关历史典故或诗句。
花坛两端则是闽南曾经海边捕鱼工具“罾”--这种捕鱼工具顺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印度科钦，成为著名的景点“中国渔网”。在这里，“罾”中依然是各种花木，原用于捕捞的网兜，此刻成为栽种花木的格架，紫藤顺势攀爬，形成自然垂挂的“空中花帘”。
装置以闽南古老捕鱼工具“罾”为原型，将“捕鱼的网”变为“盛花的网”，也暗喻着“植物猎人”的形象。漳州的花木通过僧侣、商人、传教士、植物猎人走向世界。
这些植物后来出现在伦敦花市、巴黎宫苑、日本茶庭，成为世界记忆的一部分。每一株花都是一封“无声的家书”，寄往世界各地，每一片浮叶都是一次跨文化的问候与回应；“植物的迁徙史”与“家族的迁徙史”交织成的“全球植物家谱”。
《水上百花罾》是一座漂浮于水面的花木艺术岛，是一首献给“海上花乡”漳州的诗。将原本渔获之地化为一片流动的花田，从物质生计走向精神栖息，从渔获世界走向花开世界。
整座花坛随水流缓缓漂移，与江面倒影、花木律动、水光摇曳交织成一幅“浮生万物”的景观。